中國的宏觀政策在危機中顯示出強大控制力，但宏觀調控的一些制度性基礎建設尚未取得根本性進展。地方財政的透明度和融資行為的規范化需要重構，這應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之一。與此同時，在多種生產要素價格形成體制改革不斷推進的同時，利率市場化方面需要有所跟進，促使貨幣信貸環境隨已正常化的經濟環境加快回歸常態。

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在即。“防通脹、穩增長”已成各方共識，與之相對應，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或成明年政策基調。經濟增長保八的目標很可能不變，但通脹目標率或將被務實地上調到4％。筆者以為，相比之下，經濟增長的目標容易達到，但通脹率能否控制在4％以內，還有一些不確定性，還需要付出更大努力。至少，這意味著，政策面在保增長、防通脹和結構調整之間的配置權重需要在今年的基礎上有所調整。

在過去一年里，筆者跟蹤研究國內外的宏觀經濟金融形勢，并在第一時間和讀者交流部分個人觀點，特別是探討了每一階段宏觀經濟政策的風險。

年初，筆者的估計是，既有的經濟數據已確認國民經濟活動快速回到正常水平，經濟溫度相對發達經濟體明顯擴大，并認為美聯儲在中期內加息的概率微小，建議國內政策不能坐等美國經濟的調整，國內外不同的經濟周期要求中國刺激性的政策應提前加快退出。

中國宏觀經濟尤其是房地產部門在今年一季度出現了明顯過熱跡象，鑒于中美政策的脫鉤明顯滯后于經濟基本面的脫鉤，筆者提出，2010年的物價上漲將不會在年中出現市場所預期的放緩，政策退出面臨趕不上通脹形勢發展的風險。

4月，政策當局出臺了嚴厲的房地產信貸政策，中央財政刺激的力度也有所收緊，經濟過熱跡象幾近消失。當時筆者判斷，從5月開始經濟進入微型滯漲格局，并強調經濟增長的下滑只是邊際意義上，是政府主動調控的結果，不存在二次探底的風險，相比之下，物價上漲是更值得關注的經濟風險。

在美聯儲推出第二輪數量寬松政策前后，筆者認為，中國經濟政策面非但不應該跟進國外同行的放松政策，反而需更加有力收緊的必要，并進而推論，過去經濟周期顯示，經濟硬著陸的風險來自通脹加速，當前的貨幣政策正常化還有較大的空間。

那么，2011年的國內外宏觀經濟可能會出現哪些變化？國內的政策會如何調整？潛在的政策風險點是什么？筆者在這里嘗試給出一些個人的預判。

明年的外部經濟環境有望有所改善。當然，美國經濟不會出現有力反彈，但好消息要多于今年，溫和復蘇的跡象估計會增多，失業率會緩慢下降，通貨緊縮的風險降低。歐洲經濟則面臨更大不確定性。歐元更多是政治需要壓倒經濟需要的結果，歐洲各國財政和經濟狀況的趨異還將拖累該區域經濟復蘇進程。同時，新興市場經濟體繼續強勁增長，政策面繼續領先發達經濟體收緊。

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可能由2010年的10％左右下降到一位數，約9％左右。這仍是相當理想的水平。在人口結構、資源環境以及外部環境的約束下，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已有所下降，相應的目標增長率自然也應有所下調。中國的消費將迎來一個長時期的較快增長，投資增速則相應有所回落，明年的凈出口增速預計也趨緩。總體來看，消費的增加不足以彌補投資和凈出口的下降幅度，但在結構上，國民經濟會更加平衡地增長。

在經濟增速下降的同時，明年的通脹率可能在今年基礎上進一步走高。由于今年物價前低后高，對明年上半年CPI的翹尾因素影響較大，加之物價上漲的慣性因素，明年上半年物價上行的壓力將比較大。筆者預計，明年通脹的外部環境也會有所惡化。今年下半年，綜合的大宗商品價格指數已超過了危機前的高位，金價也創下歷史新高，隨著量化寬松政策的繼續實施，輸入型通脹的壓力還會增加。另外，美國的通脹率將會在今年的基礎上有所抬升，預計通貨緊縮的風險得以解除，實體經濟也會更有起色，這也會增加中國國內的通脹壓力。2011年的通脹率有可能在4%至5％之間。回首中國經濟發展史，這應該是一個溫和的通脹期。

在政策面上，當前貨幣政策收緊、財政政策結構性調整的格局明年還將保持。在物價于今年7月開始加速上漲后，政策面快速形成合力，出臺了產業、貨幣金融、財政、行政等一攬子抑制措施。由于物價上漲壓力還會持續一段時間，這些政策會繼續執行，以保持對物價的高壓態勢。與此同時，房地產領域的嚴厲調控政策也將會在明年繼續。近幾十年來的危機史一再證明，資產價格泡沫，尤其是房地產泡沫是危機爆發的主要策源地。

貨幣政策尤其受到市場關注。從很多方面看，貨幣政策加快回歸穩健的條件已經成熟。隨著中國潛在經濟增速的回落和經濟貨幣化空間的縮減，貨幣供應增速也應相應調低。這首先要求，貨幣信貸環境應跟隨已正常化的經濟環境而加快回歸常態，并在常態的基礎上進一步調整。

從經濟周期來看，危機中貨幣信貸的迅猛增長構成了對中國經濟周期的一次重大沖擊。這個沖擊的某些方面，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得以消化，包括通貨膨脹的上升壓力和地方公共債務的顯性化等等，而這兩方面又是相關聯的。通貨膨脹和房地產市場膨脹依然是明年最大的風險點。

中國的宏觀政策在危機中顯示出強大控制力，但宏觀調控的一些制度性基礎建設尚未取得根本性進展。財政體制方面，地方財政的透明度和融資行為的規范化需要重構。這應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之一。與此同時，在多種生產要素價格形成體制改革不斷推進的同時，利率市場化方面需要有所跟進，資本成本的低估，使得信貸投資的沖動難以抑制，且容易形成偏國有部門的所有制結構和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結構的傾向。



來源：上海證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