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注定將在中國的歷史上成為一個不平凡之年，改革大幕將再次徐徐拉開。十八大以后，新一屆中共中央領導集體，以嶄新氣象登場。習總書記上任伊始，重走南巡之路，宣示著重啟改革的堅強決心，令全國人民憧憬。

展望2013，改革的制度性紅利、新型城鎮化的推進、“美麗中國”的落地生根，對投資界而言，這些要素組合在一起，就是一幅絢麗的中國發展圖景，就是希望和機會。

在十八大報告中，有56次提及“改革”。在這場全球矚目的盛會里，“改革”是個濃墨重彩卻并不空泛的詞。十八大為中國描繪了未來的發展藍圖，也指出了走向未來的途徑。其中，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或加快轉型，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5個領域的改革成為走向未來的主要途徑。那么，中國如何推進轉型和全面改革？改革，將成為中國經濟轉型的最重要推動力。

在十八大報告中，改革被賦予的內涵包含政治、經濟、環境等關系國計民生的各個方面。按照規劃，未來十年，中國要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重大進展，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進入“十二五”之后，中國和世界經濟增長已經出現明顯變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預期中軸也開始下移。

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面臨突破轉型這一難關，對此十八大報告指出，必須以改善需求結構、優化產業結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城鎮化為重點，著力解決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結構性問題。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

制度改革驅動產業轉型政府活動將更尊重市場

推進全面改革的過程，也就是推進產業全面轉型的過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受城市、特大城市發展空間和土地供給潛力限制，預計城鎮居民居住水平提高速率也將減慢，以住行為主的消費結構升級活動進入調整期，投資潛力也隨著基礎設施建設的逐步加強而減弱。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研究員張立群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正由粗放、低水平擴張向集約和質量效益型轉變，潛在經濟增長率出現階段性下降。要素成本提高必然使粗放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發展模式遇到成本日益加大的壓力。這決定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進行經濟轉型的客觀必然性，而這一進程要求經濟體制改革予以保障。

摩根大通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也表示，當前首要的經濟任務是加快增長模式的轉變，即從出口推動轉型為內需推動，并促進消費增長。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表示，政府應當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而不要過度干預市場、干預企業。

激發民間活力，更好地讓市場配置資源是改革的核心之一，另一核心則是財稅體制。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胡怡建表示，營改增最大功績是產業鏈減稅，打通了服務業和制造業之間的稅收掣肘，使鏈條上的每個參與主體都獲得好處，也將提高效率，降低價格。

經濟領域改革離不開行政體制改革的依托。社科院學部委員陳佳貴認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滯后已成為一大“短板”，政府需從一個無所不包的系統，逐步變為一個有限并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務的系統，讓市場、社會機制在資源配置和社會有序化方面發揮更多、更大的作用。

重要領域改革前瞻：機構列出12項改革課題

瑞銀證券認為，在一段時間的分散及漸進式改革之后，政府已經認識到實施綜合配套改革措施并在一些領域實現顯著突破的必要性。預計2013年將是統籌謀劃、凝聚共識、制定“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的一年。

博源基金會理事長秦曉以財稅等方面作為突破口，列出了未來3年12項具體的改革，幾乎包含中國經濟體制的全部領域，如降稅負、促進口、允許地方發債等。

增長目標為改革預留空間

據秦曉透露，博源的12項改革課題依次為：三年內電、油等一些礦產品的稅率完全改革到位，利率市場化，人民幣基本可兌換，大幅提高財政對社保、醫療、教育和環保的支出，降低政府開支占消費的比重，營業稅改增值稅，開通環保稅，改革個人所得稅的起點，簡化進口稅，第一期三年之內把20%到30%的國資股份劃撥社保，建立全口徑的財政預算，允許地方政府發債。

秦曉表示，目前中國改革的突破口在于財稅和價格改革，其中價格主要是指要素價格，如土地、勞動力、原材料等。財稅是政府掌握的最重要的公共資源，也是調節收入分配最有力的工具。

摩根大通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表示，資源價格改革可能在未來幾年加速。天然氣、水和電等大部分資源產品的價格仍然受到政府的嚴格控制，這些領域的改革將普遍改善發電、天然氣以及煉油等企業的盈利前景。

截至今年11月，我國投資、工業增加值及消費等數據連續3個月保持企穩回升，然而在這一背景下，多數研究者卻認為，中國決策層不會上移經濟增長目標，反倒是持平甚至下調的可能性更大。乍一聽來似乎有些奇怪，細細品味卻頗有深意。

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今年我國完成GDP增速7.5%的目標沒有任何問題，但我們還需要看到深層次問題還未得到有效解決，如結構問題和企業效益偏低等。他認為，經濟增速目標不能定得太高，這樣才能給改革預留空間，給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提高預留空間。

主動“降速”追求增長質量

朱海斌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中國經濟可以適度容忍較低的增速，但對增長質量應該有較高的要求，要更加關注經濟結構調整。

上海是曾遭遇轉型期降速陣痛的典型例子。1992年至2007年，上海經濟連續保持16年的兩位數增長，但到2008年GDP增長率僅為9.7%，2009年和2011年更進一步放緩。但上海的減速頗具主動意味——包括紡織在內的一批國企和民營制造企業，開始向蘇、皖、浙等周邊省市轉移——發展現代服務業，降低投資，再加上轉移一般制造業，可能導致GDP增速下降。但上海的決策層認為，這是上海必須走出的一步。

眼下，上海GDP貢獻率多由服務業而來，增速雖然在全國落后，但活力十足，而這一主動的減速已經成為全國很多省份，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效仿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