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債務上限談判如火如荼，由于美國國債已觸及14.29萬億的法定上限，如果8月2日美國兩黨不能達到提高債務上限談判，那么用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話說“將是一場可怕的災難”。但很多人相信，美國債務上限談判的危機最終不過是一個“小插曲”，美國會提高債務上限，避免債務違約。

不過，我們認為，美國的債務上限談判問題無論結果如何，對中國的影響已經“注定”，無非是路徑上的細微不同而已。因為中國擁有超過1萬億規模以上的美債的最大風險來源，不是美債價格縮水，而是美元貶值。坦率地說，如果美國發債縮小，美債價格相反會強勁上升，不會出現債券之王比爾·格羅斯所說的“美債價格會暴跌”。原因很簡單，中國或者日本這樣的外部買家依然被動持有美債，其他任何一個市場的容量都無法滿足中日諸國龐大的外儲，而美聯儲伯南克依然放出“新量化寬松依然是選擇項”的暗示，那么美債的購買方的勢力依然是強勁的，而美債供應卻減少，其結果可能是美債的價格不僅不跌，有極大的概率反而會強勁上升。

所以，從美債價格的角度看，中國小幅度增持美債是安全的。但是，如果拋開這個坐標系，從幣值的角度看，美元問題將是最終埋單方。美元指數的下跌僅僅反映一部分問題，因為美元指數是美元在其他紙幣參照系下的狀態。關鍵在于，其他紙幣并不是個穩定的“錨標”，比如歐元、加拿大幣或者澳元不會一直對美元上漲，如果美元的貶值威脅了這些經濟體的出口競爭力，它們會在行政力干預下對美元貶值，從而形成了“聯動式”的變化。于是，唯一的“恒定升值方”其實就是黃金。任何一種紙幣都不配稱為“恒定的升值者”——無論其擁有多大的外儲或者貿易順差。

受美國債務上限問題的刺激，7月18日黃金已經瘋狂沖破1盎司1600美元“大關”。這其實有悖論，因為流行的觀點覺得美國高負債問題是黃金飆升的推動力，那么美國債務受限，對黃金應是“殺傷”，如何反成為助推？我們認為，市面上對黃金的觀點大多是錯誤的。黃金上漲跟通脹無關，黃金跟整體貨幣存量的高增長無關，黃金跟股票市場（例如道指）的火爆或者蕭條無關，黃金跟債市紅利水平無關，黃金甚至獨立于經濟周期。這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但大量歷史證據牢固地證明了這一點。如果說黃金對通脹有“保值”，那么黃金為何在2009年次貸危機發作下的全球通縮情況下先回調然后猛烈上漲至新的高點？如果說黃金因“避險”而生，為何在2005年-2007年這段世界繁榮期依然上漲？如果說黃金同步大宗商品，次貸危機讓原油從140美元跌至40美元，盡管反彈但未達歷史高點，而黃金卻不斷創出新紀錄？如果說黃金是因為高紙幣存量上漲，為何在1991年-2000年的全球紙幣量總體增長狀態下，黃金跌了整整十年，這段時間被稱為“淡金年代”。

市面上的那些流行觀點都是錯得離譜。我們對“特里芬問題”進行新的推演，從而構筑出有說服力的理論模式。特里芬難題指的是：美元是全球需要，但美國的實力卻是世界經濟的局部，局部支撐整體有悖論，美元迎合全球需要，則美元幣值下跌，美元根據美國實力供應，則全球出現貨幣緊縮。我們認為“特里芬難題”有點僵硬，做一個新的演進式處理。“特里芬2.0”指的是：即使美元滿足全球需要甚至過度泛濫（老“特里芬”版），只要美國的經濟增長若超過全球平均速度，那么人們將會預期未來美國依然能支撐其幣值。而在這種情況下，美元將壓倒性地打擊黃金。否則，黃金將獲得飆升的基礎。

可以檢驗一下我們的理論。在1991年-2000年黃金狂跌十年的“淡金年代”，美國在克林頓主政時期步入新經濟階段，1991-2000年的年均GDP增長率達3.7%，而此時全球經濟增長率是2.6%，美國經濟增速比全球快，意味著美國經濟在全球經濟版圖上是“擴張”的，黃金跌跌不休，黯然無比，凱恩斯過去斥其為“野蠻的遺跡”令人信服地生效。但2001年是一個轉折點，美國GDP只有0.8%增長，“911”事件被認為是黃金激活的起點。而以2001年-2008年而論，美國GDP平均增長3.2%，而全世界的平均經濟增長率至少達到了3.8%，金磚四國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強勢崛起拖動全球經濟進入“G20”時代，美國在全球經濟版圖上是收縮的，黃金強勢上漲10年，迎接堅硬無比的牛市時代。

目前情勢依舊不改，美聯儲原本以為美國2011年的經濟增長會達到2.6%，但現在悲觀地表示極大可能會在2%以下，只有1.8%的水平。而新興市場國家盡管用緊縮政策控制經濟過熱，但增速亦會相當可觀，IMF對全球經濟增速下調至4.3%的水平，即使再悲觀一點，全球也會有平均3.8%左右的增長。這意味著美國同全球經濟平均增速的差距嚴重夸大了，這個“差值”即是支持黃金不斷上漲的基礎動力，它背后的含義是貨幣多極化的態勢將史無前例地推進，黃金則是這個過程最大的受益者。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