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剛剛還是產出下降，失業增加，操心怎么刺激經濟，轉眼間，通貨膨脹就變得不可控制，爭論的焦點變成了是加息還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且不說資產泡沫，今天我們面臨如此巨大的通脹壓力，是不是要反思我們過去的經濟刺激政策存在某些問題呢？糾纏于如何治理通貨膨脹當然必要，但反思經濟產生如此反復的根源是不是更顯重要？

凱恩斯主義是一本糊涂帳，政客們則利用了這本糊涂帳。宏觀調控不是市場經濟的需要，而是政客和宏觀調控部門的利益需要。腦袋稍微清醒的人們，請你們認真想一想：像這樣去年還在大規模的刺激經濟，又是積極財政，又是擴張貨幣，今年就加息和大幅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轉而治理通貨膨脹，政策這樣落上落下、頻繁轉變，到底誰得到了好處？想想吧，一個學者，只是因為進入了央行貨幣委員會，講課費一下子就高出好幾萬來，這是因為什么呢？

我要把討論的問題向后推一推，在一個更加廣闊的視野下來觀察宏觀調控的問題。在我看來，世界經濟過去二十年來的高增長其實是在IT革命和柏林墻倒塌兩個有利條件下，因為各國政府大規模擴張貨幣和財政而成就的一個非常態的高增長，金融危機則是這種非常態高增長的一個強制性回歸。這個問題我在一系列的文章中有過詳細的論述，這里就不說了。這里要指出的是，宏觀調調控從來就沒有燙平過經濟周期，相反經常地成為經濟波動的根源；宏觀調控從來都是有代價的，宏觀調控只是把今天的這種性質的困難轉變成為明天的另一種性質的困難。政客和宏觀調控部門總是有過度調控的沖動，他們決不會僅僅是出于避免經濟衰退而調控經濟，他們還要為經濟衰退之后能繼續調控通貨膨脹而創造條件，但是，宏觀調控的代價從來都是由老百姓來支付的。今天，我們口袋里的錢發毛了，就是宏觀調控的代價。

我們真的需要反思，經濟的波動到底是因為市場本身的缺陷而起，還是因為政客和宏觀調控部門的過度調控而起，又或者是因為政客和宏觀調控部門不具有調控經濟的能力而起(總要把人往好里想一些才好)。我們需要反思，是不是要對政府的宏觀調控權力做些約束和限制，而不是如凱恩斯主義者簡單認為的政府當然地具有宏觀調控經濟的職能。

此時此刻，我們有必要重溫市場捍衛者弗里德曼教授的經典論述：“‘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在過去幾十年內已成為擴大政府干預經濟事務范圍的主要借口。據說，私人自由企業經濟具有固有的不穩定性。聽其自然，它會產生繁榮和蕭條這種周期性的循環。因此，政府必須進行干預，使事態保持穩定。在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和其以后，這些論點是特別具有說服力的，并且導致這個國家執行新政和其它類似的政府干預。近年來，‘經濟增長’已成為較流行的號召口號。他們爭辯道：政府必須保證經濟的擴展……但是這些論點完全是錯誤的。事實是：那次經濟大蕭條像大多數其它嚴重失業時期一樣，是由于政府管理不當而造成，而不是由于私有制經濟的任何固有的不穩定性。政府建立的一個機構——聯邦儲備系統——受命掌管貨幣政策的職責。在1930和1931年，它行使它的職責如此不當，以致把否則會是一次緩和的經濟收縮轉變為一場大的災難。同樣在今天，政府的措施構成了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障礙。對國際貿易的稅收和其它種種限制、高額的賦稅負擔和復雜而不公平的賦稅結構、各種調解委員會、政府對價格和工資的規定以及大量的其它措施促使個人濫用和錯用資源以及使新儲蓄用于不適當的投資。”弗老是站在美國看世界，站在過去看到了今天。

不容易不同意：“為了經濟穩定和增長，我們迫切需要的是減少而不是增加政府干預。”

謝作詩 浙江財經學院教授，遼寧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鳳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