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通脹，并非全面通脹，而是指食品通脹和居住類價格的通脹，是局部通脹。因此，應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局部應對。如果對局部通脹和全局通脹不加區分，只要CPI上漲就采取總量緊縮措施，就會殃及食品和居住之外的其他產業，造成經濟下滑。

由于CPI構成中食品的權重超過三成，結果中國成為物價指數受食物價格影響最大的國家。事實上，過去十多年中，幾乎每一輪物價波動，以及相應的政策調整幾乎都是因為食物價格變化引起。但10年來除了食品之外的中國價格總水平基本保持穩定。

既要尊重CPI構成，又要避免政策被CPI誤導的辦法是,在“十二五”期間，盡快推出并定期公布中國的核心CPI。目前計算并公布核心CPI已經成為各國官方通行的做法。

當前的所謂通脹形勢具有局部性和階段性的特點。如果不能認清這兩大特點，比如，錯誤地把局部食品通脹當作全面通脹，或錯誤地把短期物價波動當成長期通脹，就會擾亂市場預期；如果政策進一步用需求管理的手段去應對供給方面的問題，或用過度強烈的干預手段去應對原本可以自行消失的階段性問題，結果反而影響經濟的平穩運行，有可能放大經濟周期波動。

區分局部通脹與全面通脹的重大意義

由于中國居民消費支出中，食品的權重相應地比較高。2009年食品類在CPI中的比重為32.79%，居住類為14.69%。這兩項相加就占了CPI構成的50%左右，而居住類價格中一半是水電煤氣等能源價格，另一半是房租價格。

在最近幾個月的CPI上行過程中，絕大部分的波動都來自食品和居住類這兩部分。比如，10月份4.4%的物價上漲中，食品類價格上漲10.1%，居住類價格上漲4.9%，對CPI上漲的貢獻率分別占74%和16.6%。也就是說，所謂4.4%的通脹中90%的因素都來自于食品和居住類，占CPI另外半壁江山的煙酒及用品、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交通和通訊、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等基本保持穩定。

因此，當前的通脹，并非全面通脹，而是指食品通脹和居住類價格的通脹，是局部通脹。因此，應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局部應對。如果對局部通脹和全局通脹不加區分，只要CPI上漲就采取總量緊縮措施，就會殃及食品和居住之外的其他產業，造成經濟下滑。

避免用緊縮總需求手段應對供給問題

本輪物價上漲主要的推動力來自供給方面，而非需求或貨幣因素。糧食和肉類等農產品的生產都具有周期性和季節性的特點。一旦季節性出現短缺，不可能像制造業產品那樣加班生產、增加供給，所以才為投機者炒作提供了一定的條件。如果說，農產品的價格上漲也有貨幣方面的原因，主要是過剩的流動性充分利用了這種供給階段性短缺的局面，進行投機炒作。至于農產品乃至食品的需求，從來都是相對穩定的。

所以治理供給波動和投機“炒作”產生的通脹，最好從增加供給和打擊投機炒作等方面入手對癥下藥。至于貨幣緊縮，不能否認其對引導預期的作用，但是這并不是正確的手段——因為無論對于美國還是中國而言，貨幣過剩都不是一天兩天了，回收過剩流動性也非一日之功。而貨幣緊縮的效果都是總量的，有可能使正常生產和消費行為也受到抑制。

將短期波動當成長期通脹反而會放大經濟周期

10月份的物價上漲，既有新漲價因素，占3%；也有翹尾因素，占1.4%。就新漲價因素而言，不僅具有結構性的特點，也具有階段性的特點。

9月份以來的美元大幅下跌和農產品、大宗商品的上漲，是第一個階段性因素。而11月4日以來，美元指數從75點迅速反彈到80點以上，農產品、大宗商品的價格已經開始下跌。

也就是說，造成10月份食品和能源價格上漲的國際因素不僅具有階段性的特點，而且很大程度上已經過去。當然，今年俄羅斯小麥所遭受的損失以及其他階段性影響供給的因素依然存在。不過鑒于農產品價格依然處于高位，可以預見的是，下一個季節的農產品產量一定會大幅增加，而到時候價格自然會回落。

國內夏季洪水和秋糧歉收因素的影響仍然存在，同樣也具有季節性的特點。就如同2007年的豬肉供給和價格變化一樣：在母豬和生豬產量季節性的增加之前，無論怎樣緊縮貨幣都是沒有用的；而一旦2008年下半年豬肉大量增產的季節來臨，政府想保護農民的利益，阻止豬肉價格的下跌也是非常難的。所以季節性的糧食和豬肉價格波動本身就是一個很難改變的經濟規律，多年來我們應該已經習慣了：看到它上漲的時候，應該耐心點等待下一個階段它自然跌下來。

公布核心CPI增強政策針對性

很多人問一個簡單的問題，為什么美國、歐洲也濫發貨幣，可是他們那里卻沒有通脹？而且還進一步擴張貨幣？其實美國、歐洲的糧食、食品、能源也漲價了，只不過他們的物價指數中，食品的比重太低，所以CPI不會高，政策也不會被誤導。

比如：美國CPI指數構成中，食品和飲料約占15%，由于食品價格的上漲，美國的CPI從八、九月份的1.1%上升到1.2%；英國的CPI中食品和非酒精飲料占10.8%,由于食品價格上漲，英國的CPI從9月份的3.0%上漲到10月份的3.2%；德國的CPI構成中，食品和非酒精飲料占10.35%，10月份其食品價格上漲2.7%,而CPI則同比上漲1.3%；南非CPI權重中食品和非酒精飲料占14.98%,其CPI仍處于回落過程中；而日本CPI中食品占25%，10月份CPI仍然為-0.6%,仍處于通縮狀態。

顯然，由于CPI構成中食品的權重超過三成，結果中國成為物價指最受食物價格影響的國家。事實上，過去十多年中，幾乎每一輪的物價波動，以及相應的政策調整幾乎都是因為食物價格變化引起，以至于出現2007年、2008年宏觀政策被動跟隨豬肉價格變動的滑稽現象。

為了減少食品價格變化夸大整體價格波動水平，減少食品價格波動對整個宏觀政策的過度影響，能不能適當調低食品在CPI中的比例呢？比如，上個世紀80、90年代，我國CPI構成中食品權重就曾高達50%以上，到2006年中國CPI分類權數中食品的比重就降低為33.2%，2009年進一步降低為32.79%。2010年年底，又到了五年一次的CPI權重大調整階段，在2011年即將啟用的新的CPI構成中，有沒有可能大幅調低食品權重呢？這還是要看中國的居民消費構成，尤其是恩格爾系數的變化。

2009年我國農村居民支出的40.97%用于食品消費；城鎮居民消費中也有36.52%用于食品支出方面。經濟學把這兩個數字分別稱為農村和城市的恩格爾系數。這個數字與80年代的60%以上和90年代的50%左右相比，已經有很大的變化，可是，與其他國家相比，國人的食品支出在全部生活支出中的比重仍然是最高的。

比如，根據經合組織的調查，2008年,韓國居民消費構成中食品比重大約為12.57%；加拿大居民的食品消費比重只有9.22%；美國則只有6.79%；英國8.91%。歐洲大陸的食品消費高于英、美、加，代表性的法國、德國、荷蘭、西班牙分別是：13.47%，11.34%，11.31%，13.65%。澳大利亞、新西蘭分別是11.15%，17.27%；而與中國發展水平和消費結構類似的土耳其、墨西哥、波蘭食品消費權重則分別為25.82%，23.10%和20.69%。

顯然，即便與土耳其、墨西哥、波蘭等國相比，中國居民消費構成的食品權重的調查結果也是值得懷疑的：在于統計調查的過程，那些愿意接受調查、確定為樣本的家庭必須每月填寫一厚本表格，詳細記錄每天的任何一筆細節支出，得到的調查補助通常只有十幾元錢。因此在中國接受調查的基本上都是中低收入者。結果中國居民消費支出構成就變成為“中國中低收入者消費支出構成”，夸大了食品權重。這種調查結果跟南非正好相反：在南非，那些填寫調查表格的居民大部分是受過教育的白人，結果南非的CPI構成居然跟歐美國家相似，食品只占CPI的15%。

即使參考土耳其、墨西哥、波蘭等國家的消費水平，中國居民消費構成中食品也要占到25%左右。對于中國而言，“十二五”期間CPI構成中食品所占權重最低也只能調低到25%到30%之間，依然會對價格總水平產生重大影響。

既要尊重CPI構成，又要避免政策被CPI誤導的辦法是,在“十二五”期間，盡快推出并定期公布中國的核心CPI。

核心CPI最早是美國學者戈登1975年提出來的。70年代的石油危機期間，美國出現了較嚴重的通脹，而通脹的原因主要是受食品和能源價格上漲。美國人認識到：食品價格和能源價格上漲主要受供給因素的影響，受需求拉動的影響較小。為了避免CPI誤導貨幣政策，提出了從CPI中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變化來衡量價格變化的方法。從1978年起，美國勞工統計局開始公布從CPI和PPI中剔除食品和能源價格之后的核心CPI。

我們自己計算的中國的核心CPI一直比較穩定，2001年9月以來在(-0.85，1.25)的范圍內波動，10年變動幅度只有2.10%；而同期我國CPI的波動比較大，最高是2008年2月，8.7%，最低是2009年7月，－1.8%，波動幅度達10.5%，是核心CPI的5倍。可見，10年來的若干次貨幣政策“踩剎車”或“踩油門”大部分是被食品價格變化所驅動，10年來除了食品之外的中國價格總水平基本保持穩定。

目前計算并公布核心CPI已經成為各國官方通行的做法。例如：美國的核心CPI扣除食品(權重為15%)和能源(權重為9%)，日本的核心CPI扣除新鮮食品(食品的權重為25%，新鮮食品的權重為4.5%)，歐洲央行則扣除未加工的食品(食品的權重為19.3%，未加工食品的權重為7.6%)和能源(權重為8.2%)。中國應該盡快推出并公布我國的核心CPI。


來源：中國證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