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鹽的就地城鎮化一個很大的優勢在于，就地轉移成本低，農民選擇余地大。比如想進城的可以進城，想種地的農民可以成為新型職業農民，想打工的農民可以進入工業園區，想亦工亦農的農民可以“兼業”，不會擔心失地失保。另外，政府所負擔的轉移成本低、效率高，還可以節約出更多資金用于發展產業。

面對種種的城鎮化爭論，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示范試點縣的浙江省海鹽縣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參考樣本。

前幾天，媒體圈里傳得很廣的一件事情是一位政府高層智囊與上海證券報一名男記者的激烈掐架。

這位智囊的另一身份是十八屆三中全會起草組成員。在一個城鎮化論壇上，他將政府允許農民轉包耕地、出讓宅基地、農村集體經營性土地與城市土地同權同地同價三點，稱之為三中全會送給農民的“三個大紅包”。他積極鼓勵農村勞動力進城從事第三產業，稱僅剩下8000萬種地便已足夠。“政策如果到位，中國2020年就可以實現小康，跨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而上證報這位男記者很不贊同他的觀點：“假設農民拿到了‘紅包’，可能去賭博、買車，兩三年就花完了，但他在城市只有幾年的打工黃金期，如果找不到工作，又沒了土地，變成流民該怎么辦？”

這一質疑引起了智囊的反擊：“你這個擔心是杞人憂天。”這位男記者沒被說服，又直著嗓子吼了一句：“你讓農民進城干什么？他們沒技能，讓他去按摩？洗腳嗎？”智囊聽聞極為不爽地指責記者：“你不配做記者！農民轉讓宅基地前肯定找到工作了。你沒有動腦子，你這個記者白當了！”

智囊和記者的爭論，是當前如火如荼展開的城鎮化過程中最常被提及的話題。人們對于城鎮化的疑問主要有這么幾個方面：

1、土地本來就是農民的，也是農民的命根子，如何稱得上是政府給予的紅包？

2、不少農村的耕地、宅基地地處偏遠，并非城市近郊土地，轉讓價格低廉，而且一旦轉讓后的土地增值效益農民不能再享受。

3、農民轉變為市民遇到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缺乏技能，難以就業，自然也就面臨生存困難。

4、農民即使找到了工作，城市物價、房價高企，如何負擔起進城后整個家庭的生活支出？

5、農民下一代如果無法留在城市，沒有土地的保障如何再返鄉？

農民要不要用土地換紅包？

面對以上這些問題，被列入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示范試點縣的浙江省海鹽縣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參考樣本。

過去的海鹽，農民靠著土地過活，一家人守著幾畝薄田，家中的老人年紀再大也時刻在地里忙活。家境好些的家庭會養雞、養豬，收益卻不高，剛剛能解決一家人的溫飽問題，根本談不上有多少年收入。農村多危房，學校、馬路、水利設施等每年翻修的投入很大。

海鹽的舊況就是中國農村的短板：一來勞動生產率很低，農民生活困苦；二來大量農民工進城卻住不起房，農村的房子也沒人住，造成了土地的資源浪費；另外，農民并沒有太大的自主選擇就業的空間。

對農民而言，要短期內提高收入，怎么辦？只能按照智囊所說的，用土地來換取紅包。平心而論，無論網友答應不答應，對于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來說，政府一下子給你補貼幾十萬換取自家出產率并不高的幾畝薄田，答案肯定是換。

不過，現行的征地補償模式是地方政府低價征收、高價賣出土地，除了城市近郊的農民充分地享受了城鎮化的好處和土地收益，中國大部分農村土地的位置偏遠，價格低廉，政府征收是用農用地的標準來賠償的。一旦地價和房價被炒高，從土地資源稀缺性的角度，長遠看農民肯定是吃虧的。

而根據對海鹽縣的調研，現有的征地拆遷、土地復墾政策的弊端也并不只是針對農民而言，整村、整組的搬遷模式，涉及人數太多意愿難以統一，對政府來說，搬遷難度很大，資金投入也十分可觀，平衡周期又慢。

比如海鹽縣百步鎮300多戶家庭搬遷，政府就花費了1.2億。海鹽當地的基層干部對此的意見是，考慮針對不同類型的群體，采取周轉指標分批撥付，實施零星復墾、土地整治項目等多種形式并存的土地復墾模式。

另外，盡管智囊將宅基地看作中國“最大潛力”的土地，誰轉讓宅基地誰就拿紅包，但根據在海鹽的調研，農民對于宅基地的重視程度不可小覷，在農民的骨子里宅基地就是根，根據調研的結果來看，海鹽在整體拆遷的過程中，至少80%以上的農民并不愿意放棄宅基地。

比如海鹽縣百步鎮約360多戶家庭中，就有近300戶家庭選擇在政府分配的宅基地上建農房，只有60余戶家庭選擇公寓式安置房，而這些選擇安置房的多是家人已搬遷至城里或者外省的。

農民就地就可城鎮化

中國城鎮化的對象是農村的近3億農民和約2億進城的農民工。將農民轉為市民，農民是否一定要進城呢？海鹽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就地城鎮化”，不是只有進城一種模式，農民不必進城，就地便把農民轉化為市民，其實質內涵是農民職業非農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農民也就不用考慮城市的高物價水平因素。

“就地城鎮化”是跟傳統意義上的“舊型城鎮化”或者說是“異地城鎮化”相對的，“異地城鎮化”的弊端在于低價征收農民土地，讓農民遷移進城市，農民完全被動，最后離土又離鄉；土地城市化優先于人口城市化，城市建成區面積增長比人口增長高好幾倍，房價被推高；公共資源趨于集中，城市更大，農村更枯。

海鹽的就地城鎮化最大的亮點之一是產權制度改革，實現“同地、同權、同價”，提升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比重，也讓農民增加進城入鎮的安全感，享受集體經濟壯大的成果。

海鹽的做法是，在農民已有的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和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基礎上，增加了集體資產股份收益權和農村房屋所有權，解決了農民對土地積極性的問題，以前不愛護土地的，現在保護得很好。以前農房只有居住功能，現在這資本也變活了，還可用作抵押貸款。

另外，隨著撤村建居的推進，集體資產如何處理、使其保值增值，成為不可回避的問題。有些轉成市民的農民回村要求分掉集體資產，沒轉成市民的農民則擔心失去集體資產。

海鹽縣武原街道東門村股份經濟合作社給了我們一個典型的成功案例，它將村集體經濟組織改制為社區股份制經濟組織，通過資產量化折股，把原本虛擬的共同所有制改成人人有份制。社區書記沈宇剛介紹，去年合作社股東每人分到300多元分紅，如果老百姓愿意，還可以采用現金配股。

而為了提高土地流轉效率，海鹽還建立了縣、鎮、村三級土地流轉服務平臺——海鹽縣農村土地流轉和產權交易服務中心。服務中心占地面積雖小，但墻上大屏幕實時滾動著全縣各地匯集起來的土地流轉信息，包括流出方、流入方、流出面積、價格、年限等等，農民和經營主體可以通過這些信息了解流轉土地的詳細信息。

中心主任陳小華介紹稱，截至目前，海鹽縣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率達到55%。“從前農戶之間口頭約定流轉造成的糾紛消失了，流轉的效率也提高了，海鹽縣還成立了風險基金，一旦某一方出現變動，基金可以保障損失方的權益。”

過去，海鹽每家每戶的農房和土地都分布得比較分散，政府將農房集中遷移后，剩下連片的土地，供專業的農業公司或者承包商進行大規模的農業生產，提高了土地的生產效率。通過農房搬遷、土地復墾，原來平均每個農戶建設用地面積1.15畝、現在安置用地0.45畝，全縣大約可以節約建設用地5萬畝。

農民不進城前提是有持續收入

在此次調研中我們也發現，海鹽50歲以上的中老年勞動力由于普遍缺乏一技之長，對變成市民后的收入來源多有顧慮，對土地的依賴性也較強。

而為了提升農民的就業能力，城鎮化的一個重要著力點是轉變生產方式，從依賴農業轉向工業、服務業主導。百步鎮得勝村為此專門成立了海鹽首家農村勞務專業合作社，進行勞動力的管理和培訓，尤其是對年歲較大的農民進行培訓，讓他們集中在農業園區務農或者從事簡單的手工生產。

海鹽當地有兩大支柱制造業，一是集成吊頂，二是印刷業，這些企業的招工需求挺龐大，海鹽縣的勞動力年齡人口基本都被當地的工業園區或農業園區打工所吸納。因此，百步鎮的農民能輕松將土地轉讓，是因為家庭成員現在通過打工和做小生意可獲得大部分生活收入，不必再依賴土地。

就拿得勝村書記鐘雪根來說，他們家的收入除了村里集體土地每年租金10000多元，最主要的是他兒子每年可以從鎮上或者周邊企業接幾個單子，一年生意就不愁了，年收入能達到20到30萬。

而為了讓農民安心留在鎮上，海鹽的另一舉措是解決農民最關心的養老和看病的問題。由于缺乏保障，農民與城鎮的關系往往是候鳥式的，而海鹽通過公共服務向村級延伸，使農民與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保障和服務。

海鹽縣規定，對年滿16周歲的農業人口，凡未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全部納入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范圍，覆蓋率達到了97.6%；實行統一的城鄉居民合作醫療籌資標準，參保率99.37%，2012年全縣城鄉居民籌合作醫療資標準510元，今年提高到610元，個人只需負擔210元。政策范圍內住院報銷75%以上。

再拿百步鎮書記鐘雪根的例子來說，他的父親今年85歲了，靠養老保險金和退休金等，每年能拿到8000多元。農村生活水平低，老人的物質生活可以說相當滋潤，有時候他也閑不住，看著孫子忙碌，還會幫孫子忙。

鐘雪根還告訴我們，為了更好享受公共資源，鎮上的不少人有了余錢還去海鹽縣里或者嘉興市里買房子，為的并不是居住，而是老人的醫療和下一代的教育問題。

總結來看，海鹽的就地城鎮化一個很大的優勢在于，就地轉移成本低，農民選擇余地大。比如想進城的可以進城，想種地的農民可以成為新型職業農民，想打工的農民可以進入工業園區，想亦工亦農的農民可以“兼業”，不會擔心失地失保。另外，政府所負擔的轉移成本低、效率高，還可以節約出更多資金用于發展產業。

當然，除了這些亮點，海鹽縣改革的過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共性、帶有警示性的問題。比如土地確權登記，目前法律上對農村集體土地權利的限制較多，拿到這個證作用并不是很大，一些村干部也反映在宣傳確權登記工作時，無法明確告訴老百姓做這件事有什么好處。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改革后成立的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制企業，從事的都是一些利潤較薄的領域，而且很多農民擔心企業工商登記后要納稅攤薄分紅收益，大多不愿登記，容易造成經營上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