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證監會主席肖鋼在《求是》雜志發表的《監管執法：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基石》一文引起市場強烈關注。正所謂“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市場呼吁監管部門從嚴執法的聲音一直不絕于耳，卻并沒有意識到我國資本市場監管執法面臨著執法資源、執法隊伍、執法手段、執法環境以及執法任務與執法模式等多方面的短板。

市場監管執法，一方面在于防范違規違法的發生，震懾違規者為了利益不惜鋌而走險；另一方面，通過多種方式與手段，讓違規者露出“狐貍的尾巴”，并對其實施嚴厲打擊。愿望雖好，但現實有時卻不免很殘酷。

來自證監會的統計數據顯示，因為存在案件發現難、取證難、處罰難、執行難等問題，資本市場案件查實率只有60%~70%。近年來證監會雖然每年立案調查110件左右，但能夠順利作出行政處罰的平均不超過60件。每年平均移送涉刑案件30多件，最終不了了之的超過一半。這也意味著，每年至少有超過一半的違規違法行為沒有付出代價，也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

顯然，某些違規者沒有受到懲罰除了“人情世故”、“不敢碰硬”、“不堅持原則”等原因外，地方保護主義無疑亦是不可被忽視的重要因素。夸張點說，自A股市場誕生以來，地方保護主義的陰霾就一直籠罩在資本市場的上空。某種意義上講，與內幕交易一樣，地方保護主義是A股市場的另一顆“毒瘤”，其危害性顯然不言而喻。

云南綠大地案曾被證監會認定為“案情重大，性質極為惡劣”。然而該案發生后，上市公司向上級求援、地方行業管理部門的求情以及地方領導為綠大地說情等卻忙得“不亦樂乎”。對于其時深陷違法犯罪泥潭的綠大地來說，地方保護可謂無處不在。此外，2011年12月相關法院一審判決顯示，上市公司犯欺詐發行股票罪，判處罰金人民幣400萬元；公司原董事長何學葵、原財務總監蔣凱西等均是一“緩”了之。如此判決無異于縱容犯罪，也與其后昆明中院的嚴懲形成鮮明對比。前后兩份不同的判決結果，亦折射出地方保護主義在其中作怪，某些違規違法案件最終出現“不了了之”的情形，或許早已“被注定”。

除了袒護違規上市公司之外，并購重組、新股上市等過程中亦不乏地方保護色彩。如為了業績差、虧損嚴重企業的出路，為了職工的安置與穩定等，某些地方政府部門會責令當地上市公司出手援助，上市公司與投資者的利益無形中會受到侵害。

再如為了企業能夠上市，地方政府相關部門通過稅收減免、政府補貼等方式包裝粉飾公司業績，進而使其順利過會成功躋身資本市場的大有人在，而一旦減稅、補貼等被取消，上市公司立即就會現出原形，最終買單的只有投資者，這顯然是不公平的。

近幾年來監管部門在大力推進A股市場的市場化進程，而A股市場的市場化，既包括監管部門推進的市場化，像新股發行制度的市場化改革等，當然也包括地方政府相關部門的“市場化”，過多地運用行政手段，用行政化替代市場化，無疑是有失偏頗的，也明顯不利于A股市場的市場化發展。

因此，資本市場的監管，我們不僅要向違規違法行為說“不”，同樣也要向地方保護主義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