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意大利驕陽似火。全球近100名政府官員、學者、金融經濟人士齊聚意大利佛羅倫薩歐洲大學學院，參加歐洲50人論壇召開的內部研討大會。

此次會議的題目是：“歐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法國前財長、歐洲50人論壇主席阿方德利在邀請筆者參會時開玩笑說：“此次會議是在歐洲最混亂的時刻召開，你一定不要錯過，不然乃人生之憾。”

開會的日子正是歐盟峰會結束之后，銀行業聯盟的舉措剛剛宣布。然而，在大會現場筆者卻發現，歐洲人并沒有為此感到歡欣鼓舞，來自歐洲官方的人對銀行業聯盟一事給予了肯定，認為這是歐洲邁出的又一重要步伐，但市場人士顯然不買賬，他們詢問銀行業聯盟意味著什么，他們質疑銀行聯盟的實施時間和效果，他們提出銀行聯盟并未解決歐債危機的本質問題。

討論就在這樣“焦灼”的氛圍中開始，熱烈度不亞于佛羅倫薩天氣的高溫。

經濟依賴與政治依賴

首先發言的是一位歐盟委員會主席的內閣成員，他是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從政治角度談了對歐元的看法。他指出，歐元首先不是一個經濟工程，而是法國與德國一系列政治交易的結果。

德國和法國的聯合為他們奠定了在歐洲秩序中的地位，不僅僅是經濟方面，更是政治方面：維護巴爾干半島的穩定；鞏固歐洲在世界中的信譽；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產生了不可預期的效果。連默克爾都說：如果歐元失敗了，歐洲也將失敗。

然而，這些政治動機有點“陽春白雪”，并未獲得市場的感知和認可。只有當風險非常重大時，領導人們才能夠拿它們“說事”。雖然，歐洲決策者們一次又一次喊著口號：我們將會做所需要做的一切，來捍衛歐元區的穩定。但這一切只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歐洲的領導階層在推動歐元工程時，沒有向公眾們解釋歐元的誕生意味著共享主權，以及對本國的經濟政策產生影響。誰都沒有做好準備工作，讓公眾們接受這樣一個概念：共享一個貨幣——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成為一個國家，共享一個銀行賬戶。

不過，這位歐盟委員會內閣成員也提出，歐債危機喚醒了歐洲：互相依賴，共擔責任。

歐洲經濟上的互相依賴體現在：意大利的債務、西班牙的銀行、希臘赤字等問題影響了全歐洲的就業、儲蓄、養老金；政治上的相互依賴則體現在：希臘的大選、德國聯邦議員隨著歐洲其他國家對西班牙銀行救助等問題進行投票等。

最后他總結道，歐洲60年的一體化進程告訴我們：歐洲的建立并不是通過成員國彼此分解消融的方式，相反是通過讓各個國家越來越深地相互滲透和融入。

這一席話，是為期2天的會議中最具“政治角度”的發言，但卻沒有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之后的討論大多都是從經濟層面來研討歐元和歐洲的問題。

筆者私下與這位歐盟官員交談，他也對此表示出了一些遺憾，他認為政治問題對歐元的意義要比市場想象的重大得多。

歐元局面并不意外

研究歐洲一體化的重要人物、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安德魯·穆拉維斯克一開場便說：小心你所許下的愿望！

他說，在大家談歐洲危機的時候，其實先要了解，當時歐洲人想要加入歐元區，大家對各國加入歐元區的最初想法是否真正了解呢？

當時歐洲引入歐元，其一是想降低交易和投資成本，更重要的是，弱勢貨幣國家（意大利、法國等）希望降低國內的利率，刺激資本流入；強勢貨幣國家則希望放緩貨幣升值，刺激產生貿易順差，獲得匯率穩定。這兩個集團最后都實現了他們的目的：德國現在有大量的貿易順差，而意大利、法國等國家也如愿以償獲得了資本流入。

其話外音意思是，歐洲現在這個局面不是個意外，而是按照他們當時所希望的那樣發展的。所以，當你許愿時，你一定要小心！

安德魯繼續解釋說，德國支持單一貨幣的動機并不像大眾認為的那樣，他們不是為了協助兩德統一或是為歐洲政治一體化實現理想的聯邦體制，而是為了通過更加開放的市場、有競爭性的匯率和抗通脹的貨幣政策，來提升自己的經濟福利。德國多數的商人和政府領導人當時認為、現在也一直認為，歐洲經濟在一個獨立的、如同德意志聯邦銀行的歐洲央行管理下，會發展得更好，因為他們一直堅持——低通脹目標的重要性要高于增長和就業。

在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傳統的弱勢貨幣國家，政治家們則把貨幣聯盟看成是一種模仿德國經濟成功的途徑，因為通過貨幣聯盟他們會遵守低通脹和低利率的政策，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和改革，刺激跨境投資資金的流入。同時他們也將歐元看作是能夠讓德國的經濟逐步轉變成與他們的經濟體更加相似的途徑，這樣就可以緩和外部的限制，減輕南歐國家競爭力不足對經濟造成的壓力。

就是在兩個陣營如此的愿景下，他們推動了歐元事業的發展。然而，那些赤字國，如希臘和意大利，并沒有成功說服德國改變自己的經濟模式，進而不得不把自己未來繁榮發展之賭注賭在自己的身上——能否學會德國版的工資增長、政府支出和國際競爭力模式。

誤解了來自美國的“敵意”？

時至今日，歐債危機爆發近3年，與會者仍然在歐債危機爆發的原因上有著不同想法。

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美國前副國務卿理查德·庫珀提醒大家重溫評判一個貨幣體系的三個標準：1.調節機制是什么；2.流動性的來源是什么；3.該體系是否能獲得信心，這個信心現在指信譽。

根據這3個標準：歐洲流動性來源毫無疑問是歐洲央行；調節機制并不存在——庫珀認為這是當前歐洲問題產生的深層次原因。他指出，很多人將主權債務和銀行體系問題看作是危機的原因，但其實最深層次的問題是，歐洲的調節機制問題——歐元匯率、資本流動、歐元區內部的調整機制等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在公開場合也沒有對此正確地進行討論。歐元區其實是個“沒有黃金的金本位體系”。如果這個體系未能建立有效的調節機制或是沒有充足的流動性，那么該體系就無法獲得信譽。而信譽缺失反過來又會影響其獲得流動性的能力。

庫珀還補充說，這些問題歐洲人沒怎么討論，卻在美國人之中討論了很多。美國人當前對歐洲提出了很多指責，歐洲人則認為美國人的這些指責充滿了敵意。也許有時候一些指責確實是敵意所致，但大多時候美國人的看法和批判觀點只是一種經濟分析的結果，沒什么敵意，歐洲誤解了美國的用意。

對于庫珀的觀點，與會者并不同意，其中一位人士就說，歐洲發生問題的原因不是宏觀經濟趨同不足，不是調整機制缺失，也不是競爭力問題，歐洲問題產生的根源是資本流動。資本從德國、荷蘭這樣的地區流入到南歐地區，在危機之前，這些南歐國家表現很好，所以資金流入。當時其實大家都知道，南歐地區的經濟結構需要調整，問題早晚會出現，可是資本還是盲目流入。

歐美日本質是一個問題

庫珀將歐洲體系的問題歸結于歐洲貨幣體系的內在癥結。但在歐洲央行前董事會成員司馬吉看來，歐洲和美國、日本，并不是兩個問題，其區別只是在于，美國、日本、英國央行選擇了量化寬松、債務貨幣化，而歐洲央行堅守了原則。

司馬吉說，大家現在討論歐債危機，是因為美國GDP增長率為2%，日本GDP增長率為1%。可大家要看看美國是如何實現增長的，日本是如何實現增長的？如果他們現在沒有增長，那此時討論會的主題則會是討論全球的危機了。歐洲沒有增長，不是因為歐洲經濟基本面的原因，而是因為歐洲不想采用美國、日本所采用的策略。經濟增長出現分化的原因，是歐美實施了不同的貨幣政策。歐洲也可以采取量化寬松、扭轉操作。歐洲現在采取的政策選擇，是他們自認為長期看來有好處的。

“但反過來要問問大家、問問美國，歐洲央行這樣的選擇是一個錯誤嗎？歐洲選擇不像美國那樣進行債務貨幣化到底對不對？討論這一問題，要比討論歐元區現在是不是最優貨幣區更有實際意義。”司馬吉說。

之后也有歐洲的人士提出了類似的看法：歐洲央行在這個節骨眼上，到底該不該繼續死守“抗通脹”的使命呢？當年尼克松下令關閉了黃金窗口，不就是做了件“破例”的事嗎？可美國現在成了世界第一大國呀！

對筆者而言，這樣的討論有很大的啟發性。歐債危機的爆發，緣于歐洲一些國家的“太沒原則”。而當前解決歐債危機所面對的重重困難，則是因為歐洲人“太有原則”。歐洲人或許已經開始認識到，適度“靈活性”有多必要。歐央行改變其一直堅守的“抗通脹為第一要務”，也許并不是不可能。

爭論歐元區退出條款

會議之后的討論，針鋒相對的局面越來越多。

會上一位專職記者發問，他的問題激起了一片火藥味：歐洲說是為了長期的利益而忍受短期的痛苦，大家談論歐洲不能退出這個機制，德國有句話：有一個可怕的結束，總比無止境的可怕好。請問在座的決策者以及市場參與者，如果歐洲引入“退出條款”，特別是在中短期允許退出——比如希臘，將會如何？尤其是想問問在場的葡萄牙現任財長，怎么看“退出條款”，市場參與者又會如何交易歐元區的退出事件呢？

來自美國的嘉賓馬上補充道：我只想說，在美國，跟我交流的所有金融市場人士都認為希臘會退出歐元區，歐洲現在應該直面這一問題。

這幾句話讓歐洲人大感不快。歐洲50人論壇委員、現就職于美國對沖基金公司的西班牙人安格爾氣憤地回應道：“你們說歐元要有‘退出條款’，我想問，美元和美國的州怎么沒有‘退出條款’呢？”

庫珀說，美元跟歐元不同，是歷史原因讓它不能有“退出條款”。另一位美國學者也反擊說：要看歐洲和美國的不同，那么大家要想想為了有個貨幣聯盟，美國都愿意承受什么。十年前，密歇根州傳統制造業部門崩潰，聯邦政府的干預并沒有阻止密歇根州陷入到十年的衰退，該州總體的收入為負數，人均收入為負，人口出現負增長。美國南部州對密歇根州的救助意愿，要比當前北歐國家想救助南歐國家的意愿高多了。試問，跟美國相比，歐洲這些國家能忍受什么呢？

上半場的會議就在爭論中結束，這是筆者第一次親身感受到美國與歐洲在歐債問題上的分歧，甚至是對立。這種感覺就好像局外人說“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局內人言“子非魚焉知魚之‘苦’”。

“魯比尼不懂歐洲”

值得一提的是，午餐會時，論壇有意安排美國教授魯比尼演講。大家似乎都已預料到他所演講的內容，又充滿期待地希望他的演講會與自己想象的不同。結果，魯比尼對歐洲一片看空，所言引起嘩然一片。

魯比尼提出，未來退出歐元區的，不是德國，不是希臘，而可能是芬蘭和意大利。之后他又大談歐洲種種不是。

筆者身旁就職于歐洲央行的一位嘉賓不斷搖頭，另一旁的意大利政府官員則小聲對筆者說：“他就靠這個吃飯”。筆者想緩和一下氣氛，對同桌的歐美人說：“歐洲的一切充滿不確定，唯有魯比尼的言論是確定的。”他們紛紛無奈地點頭表示同意，來自葡萄牙政府的嘉賓很嚴肅地告訴筆者：“別聽他的，他不懂歐洲。”

在問答環節，一位來自芬蘭研究機構的人士直言：“作為芬蘭人，我真是感到郁悶，你竟然說我們會退出歐元區。”在場的美國某地方聯儲行長也指出了魯比尼言論中缺少邏輯的地方。

種種的指責后，魯比尼囂張和氣壯的勢頭有些回落，他連忙解釋，自己所說的情況，都只是未來的一種可能，不一定是真實的。

之后的會議，大家討論了用18世紀美國財長漢密爾頓的方式救歐洲，討論了是否需歐洲版的存款保險機制，討論了各國央行資產負債表的風險，討論了歐元債券，討論了歐洲經濟金融一體化，討論了未來歐元的治理問題，等等。

在歐元問題上，歐洲內部的分歧要比筆者想象的大，至少在短時間內，達成共識的可能性很低。他們需要時間來理清一切，更需要時間說服彼此。

佛羅倫薩是文藝復興之地，當前的歐洲，也需要一場有關歐元的復興。也許歐洲人正在尋找那條通往歐元復興之路，也許他們已經在路上，但路漫漫其修遠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