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兩會期間透露，目前房產稅等試點改革正探索如何擴大范圍問題，北京今年有望展開房產稅試點。同時，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則呼吁房產稅可全國推廣。

當前政府在增加民生投入的同時，又推動新稅試點，給人以民生投入是否加重居民稅負之疑。坦率而言，該擔憂雖現實但無可厚非。這既是政府與納稅人間的一場趨勢互動之正當利益博弈，也是現有財政預算體制下政府尋求利益最大化之務實方案。縱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服務是政府的使命，但把政府超然為無自利訴求的透明實體則缺乏常識。畢竟，民生投入并非飛天之物，而是要么需政府調整預算支出，要么增加居民稅負滿足增量支出。

在擴大房產稅試點上，繼續強調房產稅調節收入、房價等正當性理據，一則傷害稅的中性原則，扭曲稅實為納稅人購買公共服務之本質，一則房產稅（哪怕是級差稅率）也無法真正擔當起調節收入分配之職能。如稅種對收入分配的調節，混淆了社會公平與平均主義概念，即收入分配上的社會公平是基于起點公平和機會均等，而非結果公平，用稅調節收入分配將導致財富增長過程的激勵不相容，因為稅收調節是基于結果。之于房產稅調控樓市則更為牽強。房產稅試點并非是權宜之計，而是通過房產稅在局部和小范圍的試點，逐漸向全國和所有住房持有人開征，因為房產稅本質是財產稅。這意味著房產稅絕不會僅針對高端住宅，因此用房產稅調控樓市就站不住腳。何況，房產稅會提高財產持有成本，在交易性主導的房市下，其無疑類似于增值稅具有成本傳導效應。

當然，房產稅的試點和推廣，無疑有助于矯正中國過度依賴間接稅主導的稅制結構，逐漸轉向以直接稅為主導。畢竟，目前中國70%以上的稅收來自間接稅，過高的間接稅對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的牽制是突出的；同時間接稅主導的稅制結構，不利于培育納稅人意識和構建財政預算收支激勵相容機制，如在納稅主體并非真正稅負承擔主體下，間接稅主導使政府財政來源缺乏納稅主體的約束。

不過，問題的關鍵是試點房產稅與推動稅制結構轉型的邏輯傳承關系問題。正所謂不破不立，在以間接稅主導的稅制結構知易行難下，貿然推廣房產稅或將是再度加重納稅人稅負，從而進一步牽制經濟社會發展。因此，試點推廣房地產稅需與稅制改革相互配套推進為宜。

具體而言，首先需進一步明晰土地市場的地租與稅費的主體資格，避免稅與地租混雜。理論上講，獲取地租反映的是政府的市場主體身份，而征收房產稅是政府基于公共職能之收入，政府同時獲取稅與地租是基于不同的主體身份。但政府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之身份混雜，無疑引發利益輸送之嫌。即基于房產稅稅基是土地級差地租的增值收益，那么政府存在控制土地供應推高地租，以增加房產稅收入之利益沖突。因此，試點開征房產稅當以政府退出土地一級市場為前提，如對征收征用農村土地實行同價同權，或直接允許農民入市交易，又如為各種小產權房等正名。同時，房產稅試點若權作是推動稅制改革之嘗試，那么試點房產稅前就需整合在土地和房產中的流轉稅，以取消土地增值稅等流轉稅，并把其轉移到即將開征的房產稅中，避免重復計征。

其次，當以整體推動稅制改革為開征房產稅的必要條件，即逐漸降低增值稅等稅率，甚至取消部分流轉稅，并開征房產稅、資本利得稅以及遺產與贈予稅等直接稅。我們認為，房產稅等開征可與間接稅調整同步進行，以體現結構性減稅理念主導下的稅制結構調整。否則，把兩者割裂開來，最終將是結構性增稅，加重經濟社會的稅負和交易成本。

由此可見，當前試點房產稅不應是政府尋找新稅源，而是結構性減稅和稅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同時房產稅不會也不能移植調節收入分配等社會正義之功能，從而混淆了稅收原理和財政預算科學概念，因為調節收入和增加公共服務的是財政預算機制問題，而非征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