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以鼓勵“剛需”自辯，蕪湖樓市“新政”仍然扛不住各方壓力，于宣布三天后叫停，再一次驗證了中央尚無改變樓市調控大方向的政治意志。

2月12日，蕪湖市政府官網公布一份通知，稱該網站2月9日公布、落款日期為2月7日的《關于進一步加強住房保障改善居民住房條件的若干意見的通知》(下稱《通知》)發布后，社會各界提出了有益的參考意見。考慮到該《通知》要求制定的配套實施細則正在研究完善之中，為保持該市房地產市場更加平穩健康發展，經研究，決定該《通知》暫緩執行。

中央：政府調控不能松

由于包含契稅100%補助、特定面積及特定人群購房補貼、購房落戶等政策，《通知》所代表的蕪湖樓市新政顯得力度空前。

新政立即引發輿論高度關注，許多媒體將其解讀為“救市”，也有一些專家稱其針對剛性需求，與樓市調控并不沖突。

盡管如此，在“政府調控不放松”的基調之下，蕪湖新政最終落得同2011年10月11日只公布了12個小時就被叫停的“佛山新政”一樣的下場，差別只是堅持的時間稍長了一點而已。

2月6日至10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聽取社會各界人士對《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見稿)》的意見和建議時表示，房地產調控目標有兩個：一是促使房價合理回歸不動搖，二是促進房地產市場長期、穩定、健康發展。作為13億人口的大國，又處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房地產的需求從長期講是剛性的。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建設兩者不可偏廢。從長期看，保障房應該以公租為主，主要解決低收入群體的需求。房地產發展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只有這樣才能合理配置資源，提高效益，但是，為了促進公平和穩定，政府調控也不能松。

蕪湖自辯：不是救市

在《通知》公布后的第二天，2月10日上午8:30，蕪湖市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該市副市長洪建平強調：蕪湖新政“不是救市行為”。

洪建平稱，蕪湖不是限購城市，在限價和限貸方面，蕪湖一直都嚴格執行國家相關規定；《通知》中的一些優惠政策只是針對“夾心層”(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剛需人群、實用和專業人才，目的是為了更好引導合理住房需求和鼓勵人才在蕪就業創業。

10日上午，蕪湖市政府還向社會正式公布了新政有關文件。同9日公布在網站上的《通知》版本相比，10日的文件對爭議最多的可享受補助與補貼的房產范圍悄悄增加了“首套”二字的限定。

緊接著，11日，蕪湖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財政局及物價局聯合發布文件，就執行《通知》明確細則，并強調，“自住普通商品住房”是指購置首套房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積在30平方米以下家庭或現有住房為不成套住房的家庭，為改善家庭居住條件而購買的自住改善型普通商品住房；對鼓勵實用和專業人才在蕪湖就業創業購買的“自住商品住房”是指在本市市區購買的首套新建自住普通商品住房。

11日，《人民日報》發表分析文章《蕪湖購房補貼被誤讀》，引述業內人士觀點稱，整體來看，與2011年年底佛山、成都修改限購條款不同，蕪湖本次出臺的政策并不違背“國八條”政策的基調。對自住型、首套房購房需求的契稅減免，在全國范圍內都有類似的政策。

但是，這些事后的努力，并沒能讓蕪湖新政走得更遠。

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綜合研究部部長楊紅旭(微博)表示，蕪湖新政只有一點不妥：沒規定優惠僅限首套普通住房。其余措施，皆無可厚非。比如去年8月馬鞍山新政，免稅僅限首套房，并未引發爭議。

不過，中國房產信息集團聯席執行總裁丁祖昱(微博)對《第一財經日報(微博)》記者表示，雖然蕪湖新政部分政策是針對剛需，但還有部分政策同剛需無關，是純粹的救市之舉。

在丁祖昱看來，蕪湖新政之所以叫停，也表明中央不希望蕪湖的政策調整會影響全國對調控的方向性判斷。

楊紅旭則認為，主因是媒體炒作扼殺了蕪湖新政。來自上級和輿論的雙重壓力，將當地長官的意志壓垮了。這說明目前中央仍不愿看到各地紛起救市。

典型供求失衡城市

盡管蕪湖市政府稱，去年蕪湖房價漲幅低于城鎮居民收入增幅，但本報記者近日在蕪湖實地采訪調查中仍發現，蕪湖普通市民無法承受目前的房價之重。

多名接受本報采訪的蕪湖市民稱，盡管蕪湖市區的房價有所回落，但市民仍“買不起房子”，因為“收入增長速度根本趕不上房價增長速度”。

在本報記者夜晚探訪的幾個相對成熟的大型新建居住區，晚上8點至9點半的一個半小時內，“亮燈率”并不高。

位于蕪湖市弋江區的三潭路，在其中山南路與長江南路段，沿街兩旁的小區高樓林立。在小區入口附近，記者大致統計了一下一座23層一梯兩戶的高樓，其中“亮燈”的有14戶；另一座18層一梯兩戶的樓房，共有12戶“亮燈”。

來自蕪湖房地產協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2011年，蕪湖市區房屋可售房源104.67萬平方米，同比增長969.13%，其中住宅82.99萬平方米，同比增長846.24%。說明房屋存量充足，商品房供應量繼續增大，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房地產市場形態正由原來的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型。

“蕪湖是典型的供求失衡城市，之前房地產市場發展過快，土地出讓過多，需求跟不上，再加上調控，投資性需求也沒有了，導致供大于求。”丁祖昱對本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