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務院批轉《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年)》規定，十二五時期我國最低工資標準將年均增13%以上。這意味著在未來四年，全國多數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比現在要增長50%以上，假使現在的最低工資標準平均為1000元，那么到十二五末將增加到1500元，增幅不可謂不大。

為什么要在當前經濟形勢下，提出這么個工資增長計劃呢？它對企業會有什么影響？實現的可能性又有多大？人們不免要問。我看法是，在目前收入分配改革進展不大的情況下，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不失為一個改善收入分配關系的恰當選擇，也是為了使經濟增長成果更多惠及于百姓的需要。

比較而言，盡管這幾年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很快，但鑒于原來的基數過低，以及物價上漲過快等原因，目前我國的最低工資標準并不很高，尤其是與相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和地區相比，這一標準還有繼續提高的必要。如果以生存線、溫飽線和發展線來衡量，現在的最低工資標準只能是在生存線上，而國外尤其是發達國家通常在發展線上。

例如，澳大利亞等國的最低工資標準一般是社會平均工資的40%左右。以此換算，我國一線城市現在的最低工資標準達到每月2000元左右才算及格。即使考慮企業的承受力，也應達到1500元。但顯然，目前除了深圳，全國還沒有一個地方達到如此標準。所以，這個提高的空間還非常大。

另一方面，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收益最大的群體是農民工以及城市低收入者。眾所周知，拿最低工資標準的人，其消費結構一般以蔬菜、肉類等食物為主，而在近年的物價上漲中，帶動上漲的因素就是食品類價格。食品漲幅平均超過20%，遠高于CPI，嚴重影響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

因此，適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有利于消除物價上漲對他們基本生活的影響，保障其生活隨著經濟發展不斷提高。而鑒于農民工等低收入人群在我國是一個龐大群體，他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對于消化日益過剩的生產能力，促進經濟由依賴投資和外需向消費主導轉變，都有好處，并最終有利于企業的發展。

不過，從企業的角度看，企業對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持反對意見的不在少數，理由是這樣會加重人工成本。客觀來看，隨著工資上漲，近幾年企業的人工成本有很大提高。但這不能把賬算在最低工資標準上。因為雖然不斷提升的最低工資標準會給企業造成漲薪的氛圍，以致迫使企業不得不連年提升工資價碼，以留住工人，但畢竟企業工人工資一般都高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

換言之，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并未直接抬升企業的用工成本。因而，把企業用工成本的上升歸咎于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是一種錯覺。而話也說回來，就算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抬升了企業成本，如果一家企業連最低標準的工資都發不出來，就應檢討自身是否出問題了，是否該淘汰或者轉型升級，而不是埋怨這一制度。

再從更深層次看，最低工資標準的不斷上漲，其實是勞動力短缺、人口紅利漸趨消失和“劉易斯拐點”到來的結果。從經濟規律看，如果現在的勞動力還像過去一樣充足，即便政府有心護著勞工階層，也無法做到連續大幅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這一點，從最近幾年發生的民工荒就可以得到證明。民工荒固然是勞動力和用工者之間的結構矛盾所致，但勞動力供給的總體減少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也是近年來企業大幅上調工資的主要因素。相關部門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只不過是對這一趨勢的反映以。

明白了這點，就能很好地利用對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促使產業結構、生產方式和經濟發展的轉型。因為，當勞動力充足，從而勞動力價格便宜時，企業是不會有動力去進行產業轉型升級的，這也就是我們過去多年來一直強調轉型而效果不明顯的根源。

因此，綜合考慮，十二五大幅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利大于弊。至于其給企業帶來的不利影響，可通過削減企業稅費負擔來抵消。以國家目前的財力，是可以做到這點的。而當企業消化了工資上調帶來的成本壓力，低收入者購買力的提高又會進一步促進其擴大生產，并使經濟的繁榮建立在消費擴張的基礎上。這便是一個良性循環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