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佛山市放松限購政策鬧劇，廣東省住建廳有關負責人重申，樓市調控不會轉向，限購政策也不會放松，“從中央到省政府都是這個態度”。

實際上，筆者向來反對樓市的限購令，認為這一政策是用政治的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但是，既然國家把房價問題作為政治問題看待，普遍出臺了強硬的限購手段，在房價還未明顯回落甚至還在上漲的情況下，貿然取消限購令，也很不妥。基于這個考慮，筆者對佛山市擬放寬限購條件的做法，是不贊成的。

佛山這樣做，自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它遭到輿論的一片批評也就不奇怪。筆者所奇怪的是佛山市為什么會這樣做，給人一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感覺。或許只能用一個理由來解釋，那就是有關部門和人員的政治敏感性太差，對當前輿論的把握不到位。

房價問題已經演化成了一個高度的政治問題，調控房價過快上漲已經成了國家對人民的承諾。而從目前來看，調控房價的最好和最后手段就是限購，所以，即使限購從經濟學角度看有著太多的副作用，但只要能把房價壓下去，就是“兩權相害取其輕”。就此而言，限購已關乎國家之信用，在房價未有明顯下降前，是不可能取消的，只會進一步加強，這是國家為什么將限購從一線城市向二、三線城市推開的根本原因。

作為地方房地產的主管部門，如果對中央的決心和意圖都不了解，只能說它的政治嗅覺太遲鈍。限購作為政府管制交易的一種手段，一般來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乃不得已而用之。因此，限購只能是短期手段，屬于政府短期政策調控范疇。

目前的房地產限購政策正從短期的調控舉措向長期化、普遍化邁進，原因就在于，房價問題關乎多數百姓的切實利益，關乎社會的穩定發展。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面前，地方政府是不能自行其是的，惟有忠實執行中央的命令。因為國家一旦對地方的做法予以默許，給其他地方一個錯誤的信號，以為憑借自身的特殊情況，都能找到曲解中央政策的理由，從而破壞國家的統一部署，破壞政令的一致性。這樣，國家的調控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因而，從國家的角度看，地方政府任何試圖放松要求的做法都是不允許的。

另一方面，對于目前的房地產市場，在國家的限購令實施一年多情況下，加之其他配套措施和政策的出臺，房價的博弈已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從各方面的信息來看，房價松動的跡象逐漸明顯。此時若放寬限購政策，會產生不良示范效應，令其他城市，尤其是二、三線城市放松調控；也會給消費者不良的市場引導，不利于整個市場的穩定，搞得不好還會令中央的調控努力前功盡棄。

我們看到，今年以來，在房價的調控上，中央和地方一直在暗中較勁。比如，7月12日國務院宣布房價上漲過快的二、三線城市必須出臺限購政策，但迄今除少數城市外，多數地方并未嚴格執行中央的指令，即使迫于政策和輿論壓力，有些二、三線城市也采取迂回之策，或變通，或緩行，或放寬，給政策“注水”，佛山的“欲解禁而又止”不過是這種博弈最新的一例。理論上說，只要有不同的利益存在，博弈就是正常的；從現實來看，沒有博弈也就不會有地方的活力。但對中央而言，必須應將博弈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圍，否則，中央的權威就會成問題。佛山是舉，表明地方和中央的博弈尚處于一個正常的狀態，無須特別地嚴責。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