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亞動蕩的局勢給在當地投資的中國企業帶來的傷害顯而易見，更多的中國企業也因此意識到海外投資的風險巨大。

除了戰爭風險以外，近年來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并購失敗、遭遇集體訴訟、虧損等問題。

實際上，近年來中國公司海外開拓和海外收購行動都頗為頻繁，有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達到近600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五大資本輸出國。

如何規避風險、提升海外投資效率成為中國企業投資海外聚焦的重點。

高風險如何評估？

“國際化的確是一個企業高成本和高風險的選擇。”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國際商務與管理學副教授黃國祥告訴《第一財經日報》，但也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背景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分工與合作，不斷拓展自身生存和發展空間的戰略選擇。

就在今年5月，寶鋼集團旗下的寶鋼資源以1740萬加元收購了總部位于加拿大多倫多的礦業公司Noront Resources9.9%的股權，寶鋼集團風險總監劉新宇認為，盡管像寶鋼這樣重資產的公司走出國門的方式主要是股權投資，但也會存在各種匯率等風險。

而那些在海外直接投資和交易等項目，風險可能更大。“主要是商業信用風險和政治風險。”劉新宇說，前者主要包括買方因破產而無力支付債務、買方拖欠貨款、買方因自身原因而拒絕收貨及付款等；后者主要包括因買方所在國禁止或限制匯兌、實施進口管制、撤銷進口許可證、發生戰爭、暴亂等賣方、買方均無法控制的情況，導致買方無法支付貨款。“甚至由于制度缺失和政權腐敗，非洲部分國家存在一些隱性的政治風險。”

對于上述風險，劉新宇建議，企業投資前期應該要多廣泛了解和慎重考慮，加大可行性研究的風險評估，如果自身能力不足可以請專業機構進行評估；此外國內企業比較熟悉的風險控制方法之一是尋求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的庇護，其提供的險種主要針對東道國的政治風險。在海外并購中，可以提供給第三方托存賬戶進行風險控制，防止賣方企業出現違約行為。但他注意到對大量存在的非政治風險，則中國企業相關意識不強，較少企業通過購買商業保險的方式進行防范。

此外，即便是在對政治風險的評估方式上，中國企業還有點“哥們義氣”的沖動，與西方國家相比尚有欠缺。中南財經大學曾對中國投資非洲的數額及該國概況進行建模分析，數據顯示，中國企業選擇投資國家與該國政府是否對華友好有很大關系，但與該國的制度沒有直接聯系，與該國的開放程度甚至呈負相關——即中國企業傾向投資相對封閉的國家。相比之下，西方企業在選擇對外投資地時，開放程度和制度均會被作為評估因素。

從源頭控制風險

避免風險當然有各種方式，但最根本的辦法是企業走出去之前做好各種準備。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薛求知教授認為，“企業在走向海外的過程中，要做好三個層面的思考。”首先是要思考“全球化海外拓展的意圖”。企業要清楚自己為什么要走向海外，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企業如何定位以求進一步發展；企業走向海外的基礎、優勢、強項在哪里？哪些環節需要借助全球化的資源和商機去達成獲利性成長，哪些內容保留本色才能最大化企業競爭優勢。

已經把降血脂的中藥“血脂康”打入美國市場的綠葉國際有限公司總經理姜華告訴記者，“我們一開始就有主動國際化的想法，在產品開發上，更多的是針對美國主流市場的治療三高的藥品。”她認為，很多公司國際化希望擴大市場，就把中國賣得好的產品拿到國外去賣，這樣往往很難成功，要認真研究海外市場的細分消費者。

其次，企業確定國際化方向后，就是要思考何種全球化路徑是最優的。薛求知認為，主要有三種路徑，一是像格蘭仕等企業一樣，自身發展漸進式的全球化，要耐心累積經驗和能力，逐漸提升在國際市場上的積累；二是像華為那樣開展戰略聯盟，和其他企業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共同開拓；三是像吉利那樣跨國并購。

“不同的選擇對企業組織能力有不同的要求，企業也可以在全球化的不同階段根據自身能力的發展調整路徑選擇。”薛求知指出。

比如，進入歐洲市場的佰草集就曾有這樣的困惑，上海家化集團雙妹公司總經理、原佰草集國際公司總經理柯毅告訴記者，此前他們非常擔心的就是如何讓對中醫、中國文化不了解的歐洲人接受中國的草本化妝品，比如讓歐洲人了解佰草集一種“太極泥”產品需要解釋“太極”就是項復雜的事情。

再次要思考的是企業是否有全球化組織管理能力。薛求知說，這種組織能力包括員工能力、員工思維和員工治理三方面，而管理層也必須具備全球化的視野和全球化的領導能力。同時企業必須建立跨文化的共同價值觀，并且對組織架構做出調整，使其能有效整合全球資源，并且能處理好總部和分支機構的關系，達到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間的適當平衡。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