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普爾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觸發了全球金融市場大地震。更讓世人揪心的是，評級展望負面，意味著在未來12至18個月內，美國主權評級還有進一步下調的風險。而另一家評級機構惠譽也正在對美國信用評級進行常規的評估，也很可能評定美國信用評級前景為負面。

事情再清楚不過，美國債務上限的提高，并非代表美國債務問題的解決，相反是美國債務問題愈發嚴重的一個證據。原因在于，美國的債務問題已快到了觸發危機的臨界點上，美國是否能承受更高的債務水平，不能不引起美國國內和全球的疑慮。

用法律的形式確立國債上限，始于美國1917年的《第二次自由債券法案》。二戰期間，美國國債上限被限制在3000億美元，這個規模一直延續到上世紀60年代初。1975年，美國國債余額達到5766.5億美元。到上世紀80年代末，美國國債余額接近4萬億美元。21世紀初，美國國債余額不到6萬億美元。但在2008年，美國國債余額突破了10萬億美元。這次美國債務上限再次被提高2.1萬億美元，債務上限就從14.29萬億美元提高到了16.39萬億美元，一次性提高了14.7%，足見美國國債的累積速度有多么快。到明年，這次國債上限可能就會被用盡，屆時美國的國債上限可能再次被提高。

美國國債上限和實際余額快速提高的30多年，正是美國和全球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從理論上說，只要美國國債余額增長速度與美國GDP增速相一致，那么美國的相對債務比例就不會上升，風險也就可控。二戰后，美國國債與GDP之比的最高峰值曾超過120%，但此后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一直處于下降狀態。從1983年到1997年，美國國債余額占GDP的比例又回到了上升狀態，而后又下行，再從2002年以后又快速上升，尤其是2008年至2010年，美國國債上限分別占GDP的比重為70%、84%和92%。可見，近年來美國國債的上升速度，已大大超越了經濟發展速度，風險正在向不可控方向擴散。

從美國國債的供給成因上來看，美國國債主要是財政赤字導致的，即財政開支大于財政收入。美國財政開支主要是用于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以及為了刺激經濟而形成的一些開支，還有充當“世界警察”而必須開支的部分。由于在社會福利和國際事務上的開支有其剛性，而近幾年為了刺激經濟，美國財政赤字規模大幅度膨脹，致使美國國債余額快速攀高，國債上限也不得不一再抬升。

而從美國國債的購買來看，過去的購買者主要是美國國內的機構投資者和個人，包括各種養老基金、信托基金等等，后來，外國的機構投資者，其中最主要是外國央行漸漸成了主要的購買者。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國債又新來了一個大買家——美聯儲，這就是一次又一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來源，QE1、QE2等就是其體現。未來美國國債的風險越來越大，購買者主要是外國央行和美國自己的央行隨著美國的國債風險越來越大，其購買者也將越來越主要依靠美聯儲了。

美國國債的累積以及其購買力量，都與最近30年來的美國和全球的經濟發展模式息息相關。可奧巴馬對于美國經濟的根本問題熟視無睹，或者說束手無策。因此，美國財政開支的三個方向，哪個都不能狠狠壓下去，面對經濟衰退，可能還是刺激一招。同時，由于美國國債的風險越來越大，海外投資者最終會逐漸遠離美國國債。那些致力于經濟不平衡發展、依靠對美貿易順差的經濟體，手中累積了越來越多、越來越燙手的美元，不得不繼續增持美債。因為如果不增持，美國國債將貶值得更快、美元將貶值得更快，手中巨量的美元和美國國債的價值將大幅縮水。而如果增持，其資產價值的風險將隨同美國國債的風險一起快速上升。即使不增持美國國債，而用持有美元來購買全球資源，則必然導致美元價值狂跌，手中的美元資產存量可以換來的資源價值也勢必急劇縮水。屆時，美國國債供應量也必然將遠超那些順差經濟體的購買能力，最終主要靠美聯儲來購買，那結果就會是QE3、QE4……如此循環，不知伊于胡底?

以美國目前的經濟模式，對于國債的渴求是沒有上限的，而由于全球經濟的高度不平衡，對美的順差經濟體非常依賴美國市場，不可避免地積累大量美元和美國國債，久而久之，自身與美國國債緊緊綁在一起，既成為推動美國國債余額和法定上限不斷上升的力量，也成為推動美國國債風險上升的力量，并把自身經濟的風險推到很高的水平。

所以說，只要美國的經濟模式不改，美國國債問題是無解的。美國國債風險的根本化解，必須依賴美國和全球經濟的徹底轉型。遺憾的是，經歷了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深痛巨創，依然未見美國和全球經濟有多少轉型的跡象。
來源：上海證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