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2月25日FT中文網刊文提到，對于中國決策者而言，過往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有利條件逐步消失，GDP增長潛力已經降到8%以下，此時是舊的發展模式積累的風險最有可能爆發的時期，因此決策者們亟需強化主動的風險管理意識，昔日的“危機斗士”的角色在中國下階段的改革中顯然已經不再適用。和訊網原文轉發。

世界銀行行長金墉日前表示，個人和機構不要再做“危機斗士”，而是成為“具有主動性和系統性的風險管理者”，認識危機并為危機做好準備能帶來豐厚的回報。

這句話對2013年的中國更具獨特的意義，中國政府需要從“被動地”應對危機，轉向“主動地”防范危機。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后，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經濟干預措施，最為典型的即是2009年“四萬億”，這一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使中國在上述危機中并未受到直接沖擊，金融和經濟繼續保持穩定。由此中國政府在大多數人心目中是一個成功的“危機斗士”。

有人將2013年視為中國新一輪改革的元年。30年前改革開放，讓中國面貌煥然一新，30年后改革成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最大紅利。但機會與風險總是共存的，在改革期尤其如此，中國新一輪改革已經啟動，近兩日爭議多年的戶籍和鐵路改革已有啟動跡象，國資改革也在上海率先有了動靜。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一輪改革車輪駛入的是深水區，光靠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是遠遠不夠的。

對于中國決策者而言，過往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有利條件逐步消失，GDP增長潛力已經降到8%以下，中國經濟能否保持較高增長速度完全取決于其發展方式能否成功轉型。但此時也是舊的發展模式積累的風險最有可能爆發的時期，因此決策者們亟需強化主動的風險管理意識，昔日的“危機斗士”的角色在中國下階段的改革中顯然已經不再適用。

首先，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已經十分嚴重。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中國出現了超常的信貸擴張。政府、企業、居民的債務占GDP比重近200%。中國官方數據表明，中央財政債務占GDP近16%，但如果把地方政府基礎設施貸款、以及各式各樣的其它負債考慮在內的話，中國國家債務占GDP的比例實際上早已超過50%甚至更高。其中，地方政府債務占政府總債務的比重從2008年的47%跳至55%，使得地方政府債務自此成為政府債務的主導力量。

自2009年推出“四萬億”以來，中國國有銀行向地方政府大舉放貸，用于基礎設施項目，其中許多項目可能永遠無法產生用以償還貸款的現金流，而未來數十年相關設施的維護資金又從何而來，更是個未知數。

從危機管理的角度來說，發展中國家的財政政策有一種順周期的偏好，往往會加劇經濟過熱和衰退。報告統計顯示，中國的財政政策在1960-1999年和2000-2012年這兩個時期都是順周期，顯示出較強“順周期”偏好：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增加財政赤字，積累債務，這樣在經濟形勢差的時候就沒有用來穩定產出的充分資源和靈活性（即所謂“政策空間”）。

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駱許蓓在《2014世行年度報告》發布會上指出，財政政策會對經濟周期產生極大的影響。該報告建議，建立一個獨立的財政委員會可以對政府提供正確的激勵，使之積累充足資源用于應付周期性的經濟下滑和長期的意外情況。財政委員會的設計應當避免政治影響的干擾，避免對政府造成不聽從委員會建議的激勵，還要避免因與政府出現沖突而被解散的可能性。筆者認為，中國不妨效仿上述模式，建立獨立的財政委員會，并充分發揮其作用。

其次，金融體系風險頻發。隨著經濟增速持續放緩，中國商業銀行收入和利潤高速增長難以為繼，再加上不良率潛在上升以及資本金不足，爆發流動性危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今年6月“錢荒”被不少人解讀為可能是風險爆發的預演，而上周中國銀行(601988,股吧)間市場短期拆借利率出現飆升，似乎在重演今年6月曾經爆發的“錢荒”，盡管中國央行一再進行緊急注資操作以求安撫市場。但仍暴露出中國負債累累的金融市場的弱點。同時，近年來中國影子銀行業務快速增長，但其恰恰是中國金融風險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經驗表明，影子銀行業務過度膨脹，往往會演變成某種形式的“龐氏騙局”，最終導致大規模違約、壞賬和金融機構相互拖欠。此外，啟動“量化寬松”5年后，美聯儲開始退出，一旦國際資金或投機熱錢開始大規模撤離，極可能導致中國金融體系動蕩甚至觸發金融危機。

世行報告認為，90%的情況下國家的金融部門戰略不考慮金融業發展目標和系統性風險管理之間的權衡關系，盡管三分之二以上的國家都希望通過自己的戰略同時實現上述目標。它建議，成立金融政策委員會可能是一個好的途徑，使一個國家能更好地考慮金融部門存在的各種權衡取舍和協同性，并改善政策協調性。同時，還需要制定可切實執行的鼓勵消費者保護和金融機構競爭的法規。

再次，中國樓市風險。眾所周知，中國過去十年經濟高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截至2012年底，中國投資占GDP比重約40%以上，連續十年超過40%。歷史上，沒有哪個經濟體如此長時間的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投資。據估算，如果投資保持當前水平不再增長，中國經濟增長率就會下降超過50%。

預計投資將會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國樓市面臨著巨大的風險。房地產投資占投資比重約40%，地產占GDP的比重達到15%左右。據不完全統計，當前中國城鎮住宅空置率達到25%，遠遠超過國際合理的5%到10%的區間。與房屋高空置率對應的是，中國還出現了房地產資金外流，向海外置業投資的“輸出效應”。此外，無數中國企業借錢投資于房地產。根據IMF提供的數據，銀行直接或間接投向房地產的貸款，占到它們貸款余額逾50%。中國不良貸款潛在風險大幅飆升。

中國啟動房地產拉動經濟，并達到追求發展機會的目的是非常必要的，但現階段中國樓市存在較大風險，這點上各方基本達成共識。要成功應對風險，世行報告建議，僅僅識別風險本身是不夠的，還必須找出風險管理中面臨的權衡取舍和障礙，確定優先次序，并通過私人和公共行動來解決；政府對管理系統性風險要提供一個使各方能夠共同行動、共擔責任的環境，并向弱勢群體提供直接支持。

最后，人口老齡化風險。中國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使得未來社保基金缺口面臨很大的潛在壓力。中國財政部最新公布2012年全國社會保險（放心保）基金決算顯示，全國社會保險基金收入贏得22%的高增長，但中國社保基金總支出增速高出總收入增速五個百分點；且養老保險覆蓋率偏低，在中國2012年4.8億參加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中，僅1.3億人享受了實際領取待遇。盡管中國政府通過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等做法進行充實，但此舉也會降低國有企業等主體的投資擴張步伐和動能，進而使得中國經濟成長步伐存在放緩的可能，這反過來也會影響中國應對人口日益老齡化面對的養老基金缺口的巨大壓力。

在中國當前貧富差距過大、醫療保障體系有待完善、養老退休延遲的大背景下，提供與疾病和養老相關的基本保險—特別是對脆弱人口的基本保險—可能是政府公共政策的一個根本目標。但社會保險的資金如何籌集,誰又應當從中受益？

世行報告建議采取將社會保險與就業狀況完全脫鉤的方法。前提是需要政府采取以下行動：一是，不管人們的就業狀況如何，都允許他們參加醫療和養老保險；二是，人們可以對醫療和養老保險額外繳費，對這種繳費與未來超出政府基本保障部分的收益要有明確規定；三是，向脆弱人口提供由政府出資的基本醫療服務和養老金；四是，通過政府的一般收入和用戶收費(醫療服務)來籌集這種基本保障的資金，保障的程度要具有財政可持續性；五是，向公眾清楚地說明這種基本保障的特點和局限性以及自愿繳費的額外費用和收益；六是，增加公眾的理財常識，通過宏觀審慎行動和增強政策的確定性培養人們對金融體系保險功能的信心。

總之，通過建立對風險的韌性來保護來之不易的發展成果是實現繁榮必不可少的，如果個人、家庭能針對現代生活的風險和機會做出規劃和準備，那么他們的命運就會改善，同時，如果國家決策者們可以承擔風險管理的長期責任，國家健康發展、社會穩定、國民生活就會改善。

正如哥倫比亞大學災害風險管理專家克勞斯·雅各布所言：“我在戰爭環境中長大。這種經歷給我的教訓是,如果你對面臨的風險加以分析并適當采取措施，你就可以規劃你的命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