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后，中央決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

改革方案還提出探索實行官邸制，這被解讀為遏制官員腐敗的利器。反腐方面還提出，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加強和改進對主要領導干部行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加強行政監察和審計監督。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日前專訪了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王長江，他就這些新舉措的落實和實際作用做了解讀。

后續改革不會僅局限在經濟領域

第一財經日報：外界很看好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全面改革措施，您認為呢？

王長江：我覺得是往前走，值得充分肯定。但目前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各種深層次的矛盾糾結在一起。無論從哪一方面入手，都會碰到其他問題，最后觸及整體。這時候需要高層作出選擇，面對既得利益的阻撓，回避和后退是一種選擇，想辦法向前推進也是一種選擇，這需要改革者的勇氣和智慧。

日報：改革的全面方案已經提出，您對接下來的措施樂觀嗎？

王長江：很多人認為，《決定》中政治體制改革和執政黨自身改革的提法不太過癮，其中政治體制改革還是一些老的說法，黨的建設提到要提升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但怎么提高，并沒有太多細節性的說法。

當下的改革從經濟改革入手，是路徑選擇，全面深化改革推行后，不會僅僅停留在經濟領域，將觸及整體的改革。

現在有些頭腦比較僵化的人，總是在想：我們經濟上一切都學世界的，可以把市場經濟移植到中國，但是政治上必須固守傳統制度。這是不可能的事情，要知道即使是經濟改革，也代表著黨的理念變化。本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就是市場決定制度，制度必須適應市場，這代表了執政黨理念上的變化，后續的改革不可能僅局限在經濟領域。

日報：外界有一種說法認為改革是“政左經右”，著重推動經濟領域的改革。

王長江：這個說法過于片面。改革釋放市場的能量，然后人們自然要去追求利益。追求利益之后，就會產生物質之外各方面的訴求，包括要參與政治、社會活動、良好的環境、受人尊重、價值體現等。后面這些就是政治訴求，需要從政治制度上給予安排，不然會阻礙經濟發展。

三中全會提出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肯定會帶動經濟政治體制和社會治理的全面發展。按照“政左經右”的說法，政府只管經濟發展，打壓和抑制政治訴求，結果就是經濟發展，生活水平提高，但公信力喪失。

日報：您認為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帶來什么樣的變化？

王長江：首先是經過多年呼吁，終于有了一個頂層設計機構，對此我充滿期待。其次，領導小組這種傳統的領導方式，能不能真正起到頂層設計的效果，還需要觀察。

按照我的設想，改革的頂層設計機構必須整合整個社會的力量。成員應該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第一是做過全面工作的領導和退休老同志，對政治、經濟、文化有一個比較系統的思考，超越部門領導的思維。第二，能夠從全局把握問題的學者、專家。第三，民主黨派和社會知名人士。

但領導小組的方式能不能超越部門利益需要觀察。如果上面有意要超越，選人的時候就能體現出來。如果按照慣常的領導小組運行方式，讓各部門領導進入小組，實際上代表各個部門的利益，領導小組就會形成一個利益博弈場，從而難以從全局思考問題。

領導小組沒有編制，一般都是從各部門抽調人員組成，利益太多就喪失了作為頂層設計機構的超脫角色。領導小組人員構成很重要，如果選擇干事的、懂行的，就能真正推動改革，提供改革方案。如果定位不清晰，慢慢會演變成名義上的機構，各部門的頭頭都來參與，就沒意思了，慢慢小組也會被弱化。

財產公開宜早不宜遲

日報：三中全會提出探索建立官邸制度，外界認為能化解腐敗，您認為反腐方面會有進展嗎？

王長江：官邸制度能起到約束官員腐敗的作用，但指望它作為反腐的切入點不太現實。

官邸可以區分官員在職和離職的待遇，減輕政府負擔。但是就反腐而言，最重要的還是財產公開。財產公開，內部一直有評估。現在的信息捂不住，公開的具體方法可以商量，但公開不能回避。

我歷來主張，財產公開實行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比如一個市長，想當市委書記，或者升任副省級，那你就公開，你不敢公開就別想升官，安心享受你的廳級待遇。也就是誰升官誰公開，個人選擇。我覺得這是最好的辦法，風險也最低。

日報：財產公開政策會近期推出嗎？

王長江：我沒法預測。但我認為如果拖得太久，拖到2020年以后再做就不好說了。

設想一下，如果不公開是零分，做了就加分。在這種情況下可以不做。但現在的情況不是這樣，而是拖一年就降一年的得分，得到的是負分，年數越多越糟糕。

財產公開如果一直拖而不行，執政黨和政府的威信就會持續下降。威信降到谷底后，掙分的機會就沒有了。過去可以說通過發展經濟，贏得普通人的信任和支持，但人們的觀念慢慢轉變了，普通人現在認為市場經濟自然有一種推動力，經濟自然會發展，靠經濟發展贏得信任比以前更難了。

經濟學有“公地效應”的概念，黨的公信力其實也遇到了“公地效應”。雖然說起來，黨的公信力下降會削弱黨的執政地位，但由于它和每個個人沒有特別直接的關系，一個人無法向黨的公信力負責，于是人們都不把黨的公信力下降當做自己的事情，甚至付出黨的公信力，為個人撈好處。“公地效應”在貪腐領域很明顯，長此以往非常麻煩。

權力要全方位制衡

日報：三中全會提出要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由此帶來的紀委改革，您怎么看？

王長江：對權力的約束和制約方式，主要兩大塊六類。一塊是權力對權力的制約，另一塊是權利對權力的制約。權力對權力的制約又有三方面，首先是縱向的權力制約，即上下級之間的制約關系，包括上級對下級的制約、下級對上級的制約；其次是橫向的權力制約，即部門之間的制約。

權利對權力的制約也有三方面，第一是權力的陽光運行，全民都能看在眼里，隨時挑毛病。第二是媒體監督。第三是組織化監督，在西方就是各種利益團體組織，包括執政黨以外的其他政黨。

權力監督應該是一個體系，各種監督方式之間的良性互動才構成完整的體系。目前我國并沒有健全的監督體系，在縱向的監督中，我們習慣上對下的約束，上級命令下級，上級給下級授權，上級隨時可以監督下級，隨時可以加大力度。但下對上的監督卻是缺乏的。橫向的監督也缺乏，執行權、決策權和監督權的相對分離并不清晰明確。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一味強調上對下的監督，很可能會導致權力失控。誰來監督監督者的權力？如果加強監督，造成權力更加集中，會帶來新的麻煩。我認為可以加強監督，但是同時必須建立健全的制衡和監督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