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人們對國家審計署遲遲不公布地方債務摸查情況產生猜測的時候，近日有消息透露銀監會下發了一份針對金融機構不良資產處置的新文件，允許省級資產管理公司(AMC)參與本轄區內不良資產批量轉讓。

這一被喻作“壞賬銀行”的模式，穿透出地方債務風險不容樂觀。不過，鑒于目前市場缺乏權威數據量化地方債務的敞口風險，及三中全會《決定》雖要求界定中央與地方金融監管職責和風險處置責任，但中央如何承擔地方債務風險責任的細則尚未公布，加之地方財事權進一步上收等，這使基于省級AMC能否達到預期效果尚存諸多不確定性。

具體而言，通過設立省級AMC，可把地方國企的不良資產統一到AMC進行集中管理，為地方國企提供一個干凈的殼資源，從而聚斂和落實三中全會中強調的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但目前幾乎所有地方債是借助地方國企和其他地方關聯企業運作，且地方財政一般都承擔了相關擔保和償付責任，如今通過省級AMC統一管理可能不良化的地方債，表面上看是一種由分散走向整合的債務管理方式變化，但由于不同的地方債務有著不同的合同契約形式，因而也就牽涉到錯綜復雜的利益協調問題，使省級AMC整合地方債知易行難。

同時，省級AMC是以何種價格收購銀行不良資產也是一大考驗。因為就目前的經濟金融形勢看，地方債投資了大量低效、無效資產，而無法產生充足的經營活動現金流，已使地方債和國企債務面呈現借新還舊特征，導致了金融市場出現流動性黑洞，并侵蝕銀行的資本金，銀行有甩掉部分地方債的意愿。

但若部分可能不良化的地方債務定價過低，那么將預示著銀行風險敞口暴露，銀行顯然不情愿；而若定價過高則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缺乏財力去消化，而反過來繼續依賴金融市場的融資，如正在先行先試的浙商資產管理公司相關人士認為，“不排除今后地方AMC通過同業拆借市場融資”；不過，其能否在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融到資無疑不容樂觀。畢竟，目前坊間傳聞的銀監會9號文正對同業拆借市場中回購資產和信托資產清理整頓，加之省級AMC融資支持的資產恰是銀行等唯恐避之不及的風險資產。

不僅如此，相比四大AMC嫁接中央政府信用，且中央政府相比省級政府擁有鑄幣稅手段，省級AMC顯然略顯單薄。而且，即便是信達等四大AMC近年來處置銀行不良資產時都談不上成功，其資產回收率過低，至今尚無法有效償付曾經發行的特別債本息，這更使市場擔憂省級AMC在處置地方債務風險的可行性。

因此，當前要有效處置地方債務風險，首先需清晰厘清中央與地方在處置地方債務方面的權責，即多大比例的地方債務需中央政府承擔，是直接通過發行國債來替換，還是中央政府按比例承擔地方債務風險敞口。唯有厘清中央與地方責任，使市場確信省級財力能有效覆蓋省級AMC的風險敞口，才能使金融市場相信省級AMC資信，愿意在同業拆借市場等給予支持。其次，在地方債務處置方式上當以實行靚女先嫁的原則，即省級AMC適合收購的資產應是雖有違約償付風險，但其項目本身能產生有效經營活動現金流，通過市場化的債務重組等能激活的資產。

不管地方債務真實規模有多大，其風險可控程度如何，當前有關部門開始著力處置地方債務風險是積極進取的。當然，在處置存量地方債務的同時，還需遏制增量債務的滋生，避免出現猴子掰玉米的結果，而這就需要加快政府職能轉型，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逐漸促使政府退出建設型功能，實行公共服務化轉型，務實經濟金融去杠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