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宏觀經濟數據公布前后，各界展開廣泛討論，很多人猜測，中央把握經濟增長底線到底是七點幾。我認為，這樣的討論意義不大，據此作出下半年應該出臺什么政策的猜測，更與算命無異。不僅不會猜對，而且可能誤導市場。

不能僅看

經濟發展是復雜系統運行的結果，不是僅GDP一個指標就能反映的，更不是精密儀器，不是靠精確到小數點以后的數據可以判斷的。

首先，中央確定的7.5%左右增長目標，本身就不是一個確定的數字而是一個區間。這是根據以往發展經驗、銜接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確定的努力方向。超過目標自然好，但即使差一點也沒有證據表明一定會怎樣。況且，經濟運行還包括就業、物價、房價、財政金融風險、社會穩定等重要指標，這些指標的不同組合也會產生不同結果，判斷經濟走勢豈能僅看GDP一個指標？

其次，不同國家情況不同，對經濟增長的追求和承受能力也不一樣。中國經濟增長7.6%有人說低了，而同處類似階段的金磚國家卻遠低于此。巴西、俄羅斯和南非經濟增速都不到2%，印度也只有5.5%左右，更不用說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了。其他經濟指標也有類似特點，《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提出，3%的赤字率和60%的債務負擔率是警戒線，以及一些常被引用的說法，如銀行壞賬率應控制在1%-2%，房價收入比應在3-6倍之間等說法，雖具有一定規律性，但對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意義相差很大。

再次，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是多少尚無定論。國際金融危機后，學術界就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明顯降低基本達成了共識，但到底從多少降到多少，實際增速與潛在增長率之間應控制在多大范圍內等問題，遠沒有也不大可能形成權威結論。比較流行的說法7%-8%也是一個具有較大彈性的范圍，其準確性需要不斷探索不斷試錯去驗證。由此，反復討論政策出臺的底線到底是七點幾沒什么意義。

當然，這也并不是不可知論。經濟運行的確有其內在規律性，沒有一定的增速就沒有就業，就業低迷可能影響收入和消費，甚至會影響社會穩定，發展中的問題還是要靠發展的辦法解決。但這些規律并不體現在一個具體數據上，而是體現在變化趨勢上，體現在各指標之間的相互匹配上。就改革成本的底線而言，當前可以肯定的是，在到達臨界點之前，經濟增速越低越接近底線，物價漲幅和失業率越高越接近底線。

改革是為了促進經濟結構升級，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這就是改革追求的收益。進入改革攻堅期，延續多年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下，推進改革是一定要付出成本的，部分企業經營效益下滑，結構性失業增加，經濟增速回落等都是改革的成本。只要收益大于成本，改革就是值得的，就應堅定不移。

穩步推出儲備政策

當前，之所以很多人認為下半年應該出臺傳統的刺激政策，就是因為改革的收益不好定量衡量，短期內不明顯，而GDP、企業利潤率等指標卻能短期內定量化表現出來。但要知道，這其中有些成本是必須承擔的。如果無論生產什么、質量如何都能順暢進入市場，產能過剩的企業怎么會進行技術創新？不捅破房地產泡沫，大量房地產領域的資金又怎么能進入實體經濟？治理財政跑冒滴漏，一定時間內可能影響政府采購等消費，但這本來就不應該是擴大消費的方向。有人總在經濟增速下滑的成本上盤算，卻忽略了以小成本換大收益、短期成本換長期收益、現實成本換潛在收益的策略。

當然，不急于出臺政策，不意味著政府不作為。應研究政策儲備，適時穩步推出。儲備政策要多用財政等結構型工具，少用貨幣等總量型工具；有針對性地發展先進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生產性服務業和小型微型企業等，彌補經濟發展的短板；要實施能夠配合改革推進的刺激政策，防止僅為增長而刺激的政策；防止流動性泛濫和任意流動，防止政策力度過大。另外，政府應該繼續堅持的，關鍵是加快改革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用改革創造收益，彌補成本，代替刺激，贏得支持。

已經實施的改革要加快見效。應明確各級政府配套改革的時間表，使其效果立竿見影地體現在企業發展成本降低和活力增強上，日有所進地體現在民生改善上，用改革的收益彌補改革的成本。

各項改革要接力推出。要統籌謀劃、協同推進各項改革，看準的要全速推進，同時推進配套改革，聚合各項相關改革協調推進的正能量，看得還不那么準、又必須取得突破的改革，要加快試點。使改革動作一項連著一項，一環扣著一環，一波接著一波，用改革效果改變經濟增速下滑催生的刺激政策預期。

改革要直面經濟發展中的關鍵矛盾。比如房價過高、分配差距過大等就是當前涉及面寬、解決難度大的關鍵矛盾。應盡快研究改革土地管理制度，規范政府涉及房地產的稅費制度，推出不動產登記制度等促進房地產健康發展的長期制度框架。規范國有企業薪酬標準，盡可能打破部分行業的壟斷格局，進一步完善選擇性征收的消費稅，加快推出房地產稅等財產稅改革。此外，應該允許更多的民營資本辦教育、辦醫療，使進城農民工在戶籍、就業、社保、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享有與市民同等的權利。改革這些涉及大多數人切身利益的領域難度固然很大，一旦成功了收益也同樣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