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上海證券報報道，野村國際上周發布報告指出，美聯儲很可能從9月底開始減少量化寬松政策(QE)下的資產購買規模，該行初步判斷，亞洲可能會受到負面沖擊，特別是新加坡、印度和印尼等經濟體。從股票市場而言，野村認為，“無序”的寬松政策退出會沖擊到亞洲新興市場，但中國等“內部因素驅動或結構性因素更強”的市場表現出更強的免疫力。

9月底前縮減QE概率為50%

繼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上月22日的講話后，野村美國經濟研究團隊調整了對貨幣政策的預期，將美聯儲開始逐漸減少QE的時間預期從2013年底提前到9月底。野村美國團隊并沒有改變對美國經濟前景的觀點，但是認為主要變化的是美聯儲的政策指導。伯南克的言論以及美聯儲的會議紀要均表明，何時減少量化寬松政策規模的問題目前正被提上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日程。雖然減少量化寬松政策規模的時間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經濟數據的表現，但是野村預計，美聯儲在9月底降低資產購買速度的概率有50%。

總體上，美聯儲收回前所未有的非常規貨幣寬松政策會造成怎樣的影響，仍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

野村的經濟學家和分析師指出，有理由認為，美國取消QE不會對市場造成很大的沖擊，因為縮減QE可能是由于美國這一全球最大經濟體出現持續復蘇的前兆。從全球來看，日本(可能也包括歐洲)擴大量化寬松政策的規模，有望抵消美國收回寬松政策帶來的影響。

但野村也表示，有理由擔心美國取消QE可能會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包括亞洲新興市場)的震蕩。IMF在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已提出風險預警，表示利率波動和長期利率的過度調整，可能難以控制并會破壞美國的經濟復蘇。IMF援引多項研究論述了美聯儲購買債券的影響，長期債券收益率每下降100個基點，將使美國GDP增長率平均提高2個百分點。但如果美聯儲減少購債規模，結果也是顯而易見的。其次，金融危機后流入新興市場的資本絕大多數是債務類的債券和銀行(行情專區)資本，一有風吹草動這些資本更容易撤離，而且此前這類資本也一直與信貸增長和金融動蕩密切相關。此外，地區分布格局發生了變化，因為目前越來越多的資金流入亞洲和拉丁美洲，而危機之前則主要流向東歐。

另外，野村認為，大量資本流入亞洲新興市場，加上實際政策利率長期偏低，這已導致亞洲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基本面持續惡化。絕大多數國家的經常賬戶盈余已大幅收窄，印度和印尼目前已有不小的經常項目赤字。整個地區的房地產(行情專區)市場存在泡沫，同時債務快速上升。據野村估算，基于廣義的國內私營部門債務指標及其占GDP的比例，自金融危機以來，在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中國和泰國至少提高了30個百分點，這樣的債務累積速度快于金融危機發生前四年其他國家的債務累積速度。

最近幾個季度亞洲以外幣計價的對外借款規模也出現增長，一旦亞洲貨幣大幅貶值，會增加貨幣錯配的風險。因此，亞洲存在錯誤定價的風險。量化寬松政策希望達到的效果是推動全球投資者投資高風險型資產，因此，收回寬松政策可能會使全球投資者在估價時重新重視風險因素。

野村指出，如果減少量化寬松政策規模造成金融市場動蕩，可能帶來惡性循環。資本外逃、貨幣貶值、股價下跌和信貸息差擴大，都會削弱資產負債表、收緊信貸條件并減少金融財富。這又轉而對亞洲經濟增長和基本面造成傷害，從而進一步抑制資產價格。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有可能出現一些抵消性因素，如大宗商品價格走低和新的應對政策，包括降低宏觀審慎資本緩沖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

總體上，野村表示，如果美國收回量化寬松政策導致市場動蕩，預計其對亞洲經濟體和市場的影響有強有弱。

具體來說，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市場很容易受沖擊，因為港幣、新元都與美元密切相關，印度和印尼也會受到負面影響。而最不易受到打擊的是中國和菲律賓，中國經濟已轉向內需驅動型，且擁有對外債權，而菲律賓則有強勁的經濟基本面。

歷史表明亞洲股市或受影響

就股市而言，野村指出，金融危機后，美國實施了超寬松的貨幣政策，這對亞洲股票市場產生了積極影響，表現在幾方面：一是亞洲央行實施了更加寬松的貨幣政策，國內流動性超出了經濟基本面所需的水平；二是“低機會成本”增加了外部流動性，引發了跨境資金流入；三是QE對美國經濟增長的支持提升了亞洲經濟體的出口需求。

在理想的情況下，量化寬松政策的收回會伴隨著美國和全球經濟增長的復蘇，同時固定收益利率有序上升而且市場預期經濟加速且通脹重現。在這種情況下，收回量化寬松政策不一定會自動對亞洲股票市場產生不利影響，因為這些“人為”的支持將會隨著資產間資金流動(即從債券流向股票)和企業盈利能力增強而降低。

但野村的分析師注意到，以往的緊縮周期顯示了一個有趣的現象：無序收回寬松政策會導致收益利率上升，進而損害美國經濟增長，并再次引發全球避險情緒，而對周期較敏感而且相對風險較高的亞洲市場也無法幸免。

比如，1994和1999年美國的緊縮政策，中止甚至逆轉了亞洲市場的強勁表現。事實上，美聯儲從1994年開始啟動的緊縮周期，正是引發1997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雖然2010年第三季度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的結束并未阻礙亞洲股票市場的漲勢，但是在2011年6月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結束前后，亞洲地區股票市場走勢均落后于MSCI全球基準指數。

野村表示，就亞洲各股市而言，在過去2至3年吸引的跨境資本流入規模越大(特別是相對于本地市值而言)，資本外流導致的影響也就越大。同樣，對外部盈余較少且出口敞口較大的經濟體而言，其股票市場更容易受到因對外盈余惡化而導致的信心沖擊，比如印度、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等。

另一方面，在外部資本流出的情況下，經濟體的財務杠桿越高，其股票市場越容易受到流動性緊縮的影響，如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和泰國。

從易受沖擊程度的分析中，野村指出，可以看出內部因素驅動或結構性因素更強的市場更能夠抵御外部沖擊，包括中國、菲律賓等，而更脆弱的經濟體是新加坡、印度和印尼，以及中國香港等。野村注意到，在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結束后對亞洲市場表現和MSCI全球指數作比較時，四個新興東盟國家走勢突出；不過在美聯儲1999年實施緊縮政策后亞洲市場表現疲軟時，新興東盟國家表現弱于其他亞洲經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