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5~6日，G20領導人第八次峰會將在圣彼得堡舉行，金融和經濟問題將是峰會主要討論議題。俄擬在峰會期間提議討論“投融資在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崗位中發揮的基礎性作用”、“國債發行和管理體系的現代化”兩個議題。

日前，上海外國語大學G20研究中心舉辦了“對話G20:發達國家VS新興國家”研討會以及“2013年俄羅斯G20峰會展望”圓桌討論會。與會的專家學者均認為，在后危機時代，G20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曾一度被過高期望與大肆宣傳，而且隨著金磚國家(BRICS)逐漸興起，目前G20已來到了求轉型與尋突破的發展關鍵期。

G20作用不應被夸大

曾長期致力于G8、G20研究的加拿大多倫多大學G20研究中心主任約翰·柯頓(JohnKirton)從發達國家的視角詳細闡述了G20峰會對全球治理的貢獻，尤其是對國際金融領域的貢獻，并肯定了G20在近些年取得的成績。

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后，G20成員國舉辦了首次領導人峰會。在柯頓看來，峰會的舉辦不僅進一步消除了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之間的鴻溝和隔閡，而且全面提升了它們之間的合作。柯頓特別強調，正是由于G20國家的共同努力才成功遏制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全球性蔓延和惡化。

隨著G20已晉升為當下全球治理的核心，柯頓認為，G20、G8和BRICS之間并不存在競爭性，它們在全球治理領域應該相互學習、相互借鑒、共同協作，以應對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共同面臨的全球性問題。

鑒于柯頓對G20過往發展與未來的樂觀期許，來自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江時學卻對G20的發展提出了質疑。

江時學認為，不能過分夸大G20的角色和作用，G20應該將精力集中于解決全球經濟領域的問題，特別是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在肯定G20在處理全球金融危機和其他經濟領域問題時做出的貢獻和取得的成績之余，與僅代表富國的G8和過于龐大的UN相比，G20并不是個“清談會”或者“假擺設”，而是為治理全球經濟提供了一個相對更加理想的平臺。

相對于當前國際社會日益增多的多邊機制，G20的出現并不意味著G8或者其他多邊機制的式微。江時學認為，應該看到近年來多邊主義的發展和進步，諸如G8、G20等多邊組織在國際舞臺上發揮的重要作用，只是各方的側重點有所不同。

對于中國在G20中的角色，江時學強調，提倡多邊主義的中國確實在G20中發揮著積極的建設性作用，然而中國的地位并不應被夸大，中國畢竟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當然，中國的外匯儲備及人民幣匯率政策并不是導致全球經濟失衡的元兇，因此中國既沒有操控G20，更不會成為眾矢之的。”江時學表示。

“后金融時代”G20何去何從

對于9月初將在俄羅斯召開的G20第八次領導人峰會，柯頓指出，作為橫跨歐亞大陸的國家，同時又是G8、BRICS和G20的成員國，這些身份相交織也將對俄羅斯G20峰會產生不同效應。同時，柯頓認為，由于G20內多個國家完成了領導人的新老交替，因此本屆峰會還將迎來不少新面孔，這些新領導人之間的互動也值得關注。

鑒于以發達國家為代表的G8和以新興國家為代表的BRICS都先于G20召開峰會，所以，有學者認為，此次俄羅斯G20峰會上，兩大集團也將就自己關心的議題提出不同的見解和方案。

針對G20峰會缺乏機制化和制度性建設的觀點，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外交事務研究院朱杰進副教授認為，G20可能會采取“非正式機制+正式國際組織”的機制化建設路徑，即以非正式機制的首腦峰會為核心和引領，以世界銀行(行情專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正式國際組織為實施平臺的復合機制模式，其優點是有利于實現機制的靈活性和可信性的有機融合。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外交事務研究院副院長韋宗友對G8、G20和BRICS的發展前景做出了預測：從短期來看，它們之間存在著競爭關系并在議程設置上存在重疊；但從長遠出發，它們未來可能會被整合進一個非正式的全球治理平臺，大概包含10個左右的成員國，將涉及更廣的議題范圍。

而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的張耿副教授則關注在后金融危機時代G20是否能繼續發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協調全球經濟事務的首要平臺。在他看來，這一點很大程度上取決于G20各國彼此間協調經濟波動實現經濟穩定的努力是否具有現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