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易斯拐點”，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時所產生的勞動力供求拐點，即勞動力供應從無限到有限的轉變。同時，劉易斯還定義了兩個拐點的概念，“第一拐點”是勞動力不再無限廉價供給的時點，此后工業部門不得不提高工資以增強相對于農業部門的吸引力，并促使農業勞動效率和收入不斷提高，使得更多的剩余勞動力進一步得到釋放，直到兩個部門效率與工資相等，勞動力的單向流動結束，此即為“第二拐點”。筆者認為，從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第一拐點”正在或已經形成，而且拐點形成所產生的影響正顯現出來。

形成條件已具備

在第一個層面，我們可以從勞動力的產業結構入手。按照劉易斯的理論，拐點發生的前提條件是在現有生產效率下、農村可向非農轉移的勞動力已基本枯竭。目前我國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估計2.7億左右，約占全部就業人口的34%。由于農業生產實際所需勞動力不到兩億，否定者據此認為農村還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肯定者則認為由于留守者年齡老化及城市吸引力下降，這些剩余勞動力難以成為無限供應的來源。

那么農村究竟還有多少可供無條件轉移的剩余勞動力？我們且放下這個爭論不休的問題，轉而從日韓的經驗中尋求突破。一般認為，日本“劉易斯第一拐點”發生于上世紀60年代，韓國發生于上世紀80年代。當時，日韓兩國從事農業勞動比例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均為30%左右；2011年中國該比例也已經下降至30%附近。由此可見，中國農村目前可供無條件轉移的剩余勞動力比例已經與韓日發生拐點的時期相當。

這說明雖然目前我國農村中剩余勞動力的絕對數量可能還很大，但從勞動力的產業分配比例來說，已經到了發生“劉易斯拐點”的關口。對照中國目前的狀況，日韓當時也會存在多余的勞動力。也就是說并不是剩余勞動力比例一定要減少到理論意義上的零值拐點才會發生，現實中總有那么一部分勞動人口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而沒有成為無限供應的來源。同時考慮到中國超過13億的人口基數和相對于日韓龐大的工業生產規模，幾千萬的“剩余勞動力”或許不再顯得那么突出。因此，從勞動力供求層面來說，“劉易斯拐點”發生的條件已經得到滿足。

有的研究者認為中國城鎮化尚未達到“劉易斯拐點”的水平。日韓兩國拐點發生時城市化率都在60%左右，而中國目前僅為50%，由于城鄉一系列限制條件的存在，大量在城市中沒有歸宿感的農民工最終還會返回農村，實際城市化率應該更低。事實確實如此，不過我們不妨換一種思考方式，或許正是由于政策造就的城市壁壘，才使得我國本應更高的城市化率如此之低。

由于戶口等各種人為政策造成的城市壁壘，絕大多數農民工都只身到城市打工，不得不將父母孩子留在家中。試想如果沒有城市壁壘的話，相信大部分人都會將整個家庭遷至城鎮及郊區，從而實現真正的城市化。在這種假想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對應有的城市化率進行估算。如果城鎮中農村戶口的勞動力全部實現城鎮化，那么中國目前的城市化率將達到66%；即使其中1/3的人返鄉，仍然可以達到60%的水平。

這說明雖然我國名義城市化水平不高，但經濟發展所要求的城市化率已經有很高的水平，這種要求具體就體現在對勞動力的需求上。那么可以說，潛在的城市化率已經滿足了發生“劉易斯拐點”的條件。

形成的影響正在顯現

如果“劉易斯第一拐點”正在或已經形成，那么必定會帶來一系列的影響。最典型的莫過于勞動力供求緊張所導致的工資上升，以及農業生產領域的效率提高。目前看來，這一系列影響都在逐漸顯現出來。

“用工荒”已經為勞動力緊張作了最好的注解，同時我們還可以從數據層面來進一步證實這一點。我國勞動力的需求/供給比例自2005年起進入了緊平衡狀態，并在2010年打破了平衡，該指標突破了1.0這一臨界數值。這意味著勞動力已經供不應求的局面。此外，從該指標的東中西部區域變化來看，勞動力供不應求的狀況已經從東部蔓延到了中西部。2011年東部和中部區域該指標均已突破1.0，西部地區也已經接近于1.0的臨界數值。從這個角度看，勞動力緊缺并不是地區性的問題，而是全國性的普遍現象。

從勞動力的受教育差異方面，可以進一步觀察到，勞動力供需緊張在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口中最為明顯。第三方教育數據咨詢和評估機構麥可思公布的數據顯示，自2001年以來，中國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含)勞動力需求/供給比例從60%附近一路上升，到2010年已達到95%。與之相反的是，本科及以上學歷勞動力需求供給比例從2005年的90%大幅下降至2010年的65%。這說明高中及以下低端勞動力的供需狀況從本世紀初的寬松逐步走向緊張，而大學及以上的高端勞動力則面臨著尷尬的過剩。

勞動力供需趨于緊張必然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近年來各地紛紛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東部幾個省市2010與2011年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幅度均超過20%。這不僅是為農民工爭取公平權益的舉措，更深層次的推動力在于勞動力供求雙方力量的改變。各地目前的最低工資標準已經與剛畢業大學生中最低25%群體的水平相當，而農民工月入上萬元也不再是新聞。

“劉易斯拐點”似乎成為了農產品價格快速上升的觸發點。過去幾年我們已經看到了食品價格在推高CPI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而通過觀察具體的農產品之后會發現，當前農產品價格的上升并沒有減緩，而是呈現出加速的趨勢。農業部公布的農產品批發價格指數波動區間最近幾年上移的速度實際上是加快的。同時，蒜、綠豆，甚至大米輪番出現加速上升的態勢。種種跡象表明，整體農產品價格的上升已經啟動。農產品價格的強勢一方面與異常氣候有關，另一方面則與勞動力成本提高有關。劉易斯拐點形成導致非農勞動力成本提高也給農業勞動力成本帶來上升壓力。此外，農產品純需求人數相對于生產人數的大大增加，從而使得后者議價能力顯著增強。

在大量勞動力轉移至城鎮、“劉易斯拐點”發生的時候，原始農作手段將開始面臨人手短缺的境地，而大型機械的引入正是這種短缺發生的標志。農耕人數的減少給大型機械化農作帶來了契機，同時也只有這種方式能夠彌補勞動力減少的后果，并顯著提高單位勞動力的效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大中型拖拉機為代表的農業機械總動力不斷提升。但自2000年以來，大中型拖拉機總動力出現了飛躍式增長，從2000年前后的2億千瓦上升至2010年的8億千瓦，十年間增長了3倍。與此同時，大型農業機械生產數量也快速增加，大型拖拉機產量從2000年的5000臺飆升至2010年的4萬臺。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中國的“劉易斯拐點”正在或者說已經形成了，而且拐點形成后所產生的一系列影響也都開始顯現。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與日韓兩國不同的是，中國在“劉易斯拐點”形成的同時，還將面臨著勞動力占總人口比重的下降，也即通常所謂“人口紅利”的消失。這無疑將加劇我國目前面臨的勞動力供求問題，給未來經濟發展帶來嚴峻的挑戰，而改變舊有模式、實現產業升級以消化這些不利因素的行動也越發顯得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