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六年，重慶再次重提民營經濟。

29日，重慶市通過了幾套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的政策性文件，這是自該市原市委書記汪洋2006年主張“挺私”以來，重慶第二次重提大力發展民營經濟。

正式文件尚待公布

5月29日，重慶市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重慶市人民政府關于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的意見》（下稱《意見》）及三個配套文件。《意見》提出，“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決破除妨礙民營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進一步優化環境，保障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競爭。”

涉及三個配套文件分別促進民營經濟投資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和運營、鼓勵和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方面的財稅政策和加強金融業服務民營經濟。

重慶市政府新聞發言人文天平昨日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稱：“這幾個文件還需要修改，正式文件預計將在全市民營經濟大會上公布。”

29日的會議認為，直轄以來，重慶民營經濟取得長足進步，但也要看到，重慶民營經濟還存在產業結構不合理、可持續發展能力不強、在全國有影響的民營企業家不多等問題。

不過，與其他省市一樣，重慶民營經濟的真正問題在于市場準入問題，部分領域一直未對民企開放；此外，各行政單位依舊把國有企業當作是自己的“長子”，客觀上執行非對稱監管政策，區別對待等。

兩次“挺私”各有側重

重慶市上一次提出大力發展民營經濟還是2006年，時任重慶市委書記汪洋在考察重慶一家私營企業時，提出要“高調‘挺私’”，毫不動搖地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

不過，上次“挺私”，當地負責人提出要客觀看待企業家的“原罪”；這次，重慶推出了三個配套文件，“堅決破除妨礙民營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同時開放了幾塊市場。

2006年7月19日，汪洋調研民企時稱，調研并不只是要解決給民企“施肥”的問題，更要“打鬼”：打“阻礙重慶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落后觀念的‘鬼’，打一些機關部門缺乏服務意識的‘鬼’。”

當時汪洋的另一觀點則被視作不追究民企“原罪”的表態，即“民營企業在創業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失誤甚至失敗。各級黨委、政府一定要把民營經濟的發展放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客觀看待、正確對待，給予最大程度的寬容和理解，堅持先發展后規范，努力營造一種容忍失敗、鼓勵探索的寬松環境，保護創業激情，激發創造活力。”

根據《意見》，重慶市本次“挺私”原因是，“深入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

本報記者通過其他官方渠道獲悉，重慶市主要負責人近期提出重慶改革需以所有制結構調整為突破口，目前民營和外資企業的比例仍偏低，未來需要加大民營和三資企業的發展，令其與國有企業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當地統計部門數據顯示，2011年重慶市國有經濟增加值的GDP占比為38.3％，民營經濟增加值的占比為48.9％，外商、港澳臺經濟所占比重為12.8％。

“國民”之爭曾反復

該市政府官員上月曾對本報記者披露，市政府將通過召開民營經濟大會，表彰一批民營經濟老板，出臺一系列發展民營經濟政策，以進一步激活該市民營經濟的活力。

本報記者注意到，重慶市30日審議通過了《關于表彰重慶市優秀民營企業家和優秀民營企業的決定》、《全市民營經濟發展大會建議方案》。

重慶市本次還特別出臺了對民企開放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和運營的意見。

2009年4月，重慶市曾令該市所有民營公交客運企業退出主城區公交客運市場，納入改革范圍的13條“7字頭”公交線路、389輛民營公交車輛全部退出，接手者為國有公交企業。當時一些經濟學者指出，行政部門將城市客運監管亂局的責任全部推卸到了民營公交頭上，且采用將其簡單趕出市場的辦法來解決問題。

該市社科院研究員李勇認為，重慶市重視民資、重視外資是必然選擇，因為每年有大致3000億~4000億元的民間資本進入重慶，外資僅不到600億元，但外資享受的是超國民待遇，國資享受的是“超超國民待遇”。民間資本在體量上遠超外資，在解決就業上遠超國資，但實際享受的待遇卻是“玻璃門”——看得見，進不去。重慶要進一步改革開放，通過打破所有制限制，調整所有制結構，這是一條捷徑。

而此前重慶市主要官員的觀點是，當地政府旗下的八大投資公司并未與“民”爭利，民企之所以未介入該市主要基礎設施市場，是因為這些領域投資大、周期長、利潤薄，民企不愿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