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廣州發展而言，廣交會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它是一年兩度或三度的“會展經濟”，而在于它構建了廣州、珠三角乃至粵港澳地區的經濟生態，奠定了珠三角地區發展的根基，促成了珠三角地區在中國經濟和亞太經濟乃至全球經濟中的特別地位。如廣東省委書記汪洋2008年與商務部長陳德銘對話時所說，“廣交會對推動廣東改革開放、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作用不可低估”。

反思以前的發展模式過分偏重GDP、制造業水平偏低等方面，無疑是正確的，但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這些反思并不能替代此前三十余年廣東發展經驗的總結。目前討論發展方式轉變很容易陷入的一個誤區是，簡單地將此前的發展階段和目前的發展階段草率地對立起來，輕易地認為以前的發展方式一無是處，今天需要全面改變。

我們需要更為細致地梳理廣東發展過程中最得心應手的那些方法和經驗。這些經驗曾經為廣東此前階段的發展成就（比如“三來一補”式工業和出口導向的“中國制造”）起過關鍵性的支撐作用，但它們又并不只是“三來一補”式工業，或者“兩頭在外”的出口導向模式。“廣交會”激發和培育了珠江三角洲的特殊發展生態，就是這樣一種經驗。理解“廣交會”在廣州發展進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對把握廣州的成功經驗有重要意義。

深圳特區無疑是廣東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的一面旗幟，而“廣交會”是歷史更為悠久的另一面旗幟。它從1957年春季開始創立（“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到今天，一直在發揮作用。從1957年至1977年，廣交會出口額就由0.87億美元增長到32.23億美元，進口額從1958年的約0.33億美元增長到1977年的10.14億美元。廣交會是建國以來絕無僅有的一個具連續性的對外經濟交往機制，它在全國改革開放整體布局中也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地位。將廣交會視為中央在廣東設立的另一種“特區”，并不為過。

廣交會的作用和意義不能僅僅從今天所謂的“會展經濟”或者“會展”層面來理解。從建國以來廣交會的整個歷史和廣東發展歷史進程來看，設立廣交會是整個國家對外交往的重要戰略布局。它從創建之日起，就是一種制度，一種機制，一種戰略。廣交會在廣東發展五十余年，不僅廣東發展的形態從一開始就受到“廣交會”極為深刻的影響，而且，“廣交會”作為國家戰略的長期存在，以及廣東省和廣州市對此一戰略的創造性運用、發揮和配合，決定性地塑造了廣州和珠三角地區發展的基本格局。

珠三角地區出口加工業的發展與廣交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周恩來總理是其中的奠基性人物之一。根據周恩來的論述，一年兩次的廣交會“是在我們被封鎖的情況下不得已搞的，我們只好請人家進來看。”現在較少有人提及的是，廣東出口加工業的興起也與周恩來和廣交會有關。

1972年4月，周恩來接見廣交會代表時，詢問了臺灣產品加工出口的情況，了解到臺灣吸引外資搞出口加工廠、出口迅速增加，他表示：為什么臺灣能搞，我們搞不了？1973年6月周恩來接見美國大通銀行負責人洛克菲勒、11月底到12月初會見澳大利亞總理惠特拉姆時，都談及臺灣加工出口的情況，他說：“他（注：指臺灣的嚴家淦）在臺灣搞加工廠，出口商品。比如他知道在加拿大、美國、拉美、日本、歐洲市場上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他可以加工，搞出來后花樣更新、色彩更好。引進美國、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外資。進口原材料，然后加工，專門供出口。他還在臺灣高雄劃了一個像香港一樣的自由港，不收稅。這樣，臺灣的貿易額就大了。”可以說，廣交會刺激了周恩來發展大陸加工出口的構想。

在改革開放進程啟動之后，周恩來這一關切和設想成為現實。根據改革開放初期對外開放工作的重要負責人谷牧的回憶，從1979年初到1981年下半年，我國在對外開放方面，采取了三項重大舉措：一是向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借款，吸收境外客商的直接投資在我國大陸上舉辦企業。二是改變進出口貿易由外貿部一家獨辦、壟斷經營的做法，對若干部門和地區授予部分商品的進出口經營權。三是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并結合我國實際，借鑒國外設置“自由貿易區”、“出口加工區”的做法，舉辦經濟特區。

這三項舉措說到底是兩個方面，一是引資生產，搞出口加工，二是貿易改革；一是產業，二是流通。特區之特，即在于“劃區引資設立出口生產基地”。同時，改革過度集中的外貿體制，改變“一年制訂一次計劃，開兩次廣交會，基本上是坐在家里做生意”的狀況，廣交會不再像以前那樣獨一無二，但水漲船高，隨著外貿量的快速增加，廣交會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廣東省和廣州市的接待壓力很大。1982年第51屆廣交會曾嘗試進行縮短會期、縮小規模的改革，不料內外客商意見很大，這一“試錯”使得人們認識到，廣交會不僅沒有過時，而且應該擴大，廣東省和廣州市因此轉變思路，將這種接待壓力視為市場動力和機遇。

當年廣交會的接待壓力，意味著巨大的市場需求的存在，其中包括了在珠三角地區蔓延開來的各種加工企業對外貿易的需求。但對于當時珠三角的加工企業發展而言，更重要的是，廣交會這一設在家門口的至關重要的服務平臺，不斷刺激珠三角地區的產業發展，深刻影響著珠三角地區的產業布局。這正如當年廣交會刺激周恩來總理意識到出口加工的市場潛力和重要性。如果沒有廣交會這一國家主導的戰略安排，而是由市場自發地發展出這一規模的會展，可以斷言，廣東的改革開放和產業發展將會大大滯后。

廣交會是政府主導和“計劃”的產物，但它恰恰是珠三角加工企業發展、產業布局和市場開拓的重要基礎。這一點并不特別，因為整個改革開放都是黨和政府決策、主導和“計劃”的產物。而廣州的特殊之處在于，以廣交會為中心依托，打造了一個“生產——流通”一體化和良性循環的商業生態，廣州事實上在這一過程中逐漸發展為亞太地區的商業中心。也就是說，因為有廣交會的存在，廣州和珠三角地區的發展成就不僅僅是加工工業的繁榮，而是整個商業體系的繁榮。廣州抓住了廣交會這一國家開放戰略決策給予的機遇。我們需要從廣交會切入，重新理解廣州乃至珠三角地區發展的基本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