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當前中國具備的有利條件和國際契機，構建基于全球視野的戰略思維，通過擴大海外基礎設施投資，實現資本、技術、管理、中低端產能“走出去”，既有利于突破自身面臨的發展條件約束，優化外需結構，提高GNP，促進中國實現可持續發展，也有利于履行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大國責任 ]

　　2008年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內外部環境都發生了深刻變化且影響深遠，適應全球政治經濟競爭格局的新變化，積極擴大中國對亞非拉國家的開放，加快構建中國會同歐美發達國家、世行等國際組織共同促進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發展的新型投融資模式，以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平等合作、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共同發展，日益成為各方共識，對提升中國作為全球負責任大國的軟實力和硬實力均具有重大意義。

　　筆者基于對中國及亞非拉國家雙方的發展需求、各自具備的條件及優勢分析，借鑒中國改革開放35年來基礎設施領域發展經驗，以及中國與新加坡合作建設的蘇州工業園區發展模式，研究提出了構建中國與亞非拉國家平等合作、互利共贏的新型戰略性、系統性、公司化、市場化投融資合作平臺——設立基于政府間合作框架，融入各方優勢，整合各方資源，且股本及融資多元化、國際化的“基礎設施發展公司”，并分析了推進這一新機制的可行性及預計成效，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

　　聚焦亞非拉基礎設施

　　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具有強烈的基礎設施發展意愿、巨大的資金需求，但現有的投融資模式難以滿足其發展需要。

　　基礎設施落后是制約亞非拉國家發展的主要瓶頸。鐵路、公路、機場、電力、電信網絡等基礎設施是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也是影響其核心競爭力提升的關鍵因素。良好的基礎設施對降低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時間成本和交易成本，促進農產品交易、工業化進程、旅游服務業發展等意義重大。據分析，2001~2005年與1991~1995年相比，基礎設施投資促進發展中國家的年均增長率提升了1.6個百分點。

　　據有關研究，目前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缺陷廣泛存在，全球大約有14億人不能獲得電力供應，8.8億人沒有安全的飲用水,26億人不能獲得基本衛生服務,估計有10億農村居民的住所與公路的距離在2公里以上。

　　基礎設施的缺乏不但影響到數十億人的生活質量，還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市場效率，限制了生產率和產品質量改善，從而對創業、商業活動帶來負面影響，削弱企業競爭力及國家整體競爭力。在撒哈拉以南（下稱“撒南”）非洲，由于電力匱乏且不穩定，許多企業自己發電，平均成本超過發電廠的3倍，其能源成本占總成本的10%以上；由于路網密度低，交通成本占企業間接成本的16%以上，從而將相當部分撒南非洲居民隔絕在本國市場和國際市場之外。

　　亞非拉國家具有巨大的基礎設施融資需求。據世界銀行2011年的有關研究，發展中國家2013年的基礎設施需求約為1.25萬億~1.5萬億美元，而已落實的資金約為8500億美元，資金缺口達4000億~6500億美元。亞行及麥肯錫公司預測，亞洲未來10年基礎設施投資將達到8萬億美元，即每年約7500億~8000億美元。東盟2010年通過了每年2955億美元的基礎設施發展投資計劃。非盟2012年初通過了非洲基礎設施發展規劃（PIDA，2012~2040），每年資金缺口300億美元以上。

　　現有的投融資模式難以滿足亞非拉國家基礎設施發展需要，融資總量嚴重不足及風險難以有效控制。從最具典型意義的非洲情況看，一方面，非洲國家政府財力薄弱，依靠自身力量難以支撐非洲基礎設施建設。非洲當前經濟發展仍然處在較低的水平，政府財力薄弱，處于財政赤字狀態，盡管外債規模因近年被全球各國陸續減免后大幅下降，但當前依靠非洲國家政府自身財力，無法支撐非洲基礎設施建設所需巨額投入。另一方面，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現行的貸款模式不適用于非洲基礎設施建設需要。世行貸款對象為各國政府，其每年貸款規模偏小，且多數投向非營利性的項目，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非洲國家造血能力弱的現狀，容易使非洲國家陷入外債累積的惡性循環，信貸風險也難以有效控制。

　　世行在2011財年（2010年7月~2011年6月）對非洲承諾優惠貸款和贈款總額71億美元。在這些款項中，主要包括農業、教育、衛生等領域的援助，對非洲區域一體化投資項目貸款僅為10億美元，距離2012年~2020年PIDA優先行動計劃所需680億美元，即年均75億美元有較大的差距。

　　欠缺系統化有效投融資機制

　　中國具備促進亞非拉國家發展基礎設施的多方面優勢和有利條件，但目前尚未形成系統化有效投融資機制。

　　從中國當前具備的有利條件分析，一是外匯儲備規模巨大。2012年末外匯儲備余額3.31萬億美元。二是高儲蓄率。2012年末，人民幣存款余額達94.29萬億。三是具備在地域廣闊、地質條件復雜地區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的極其豐富經驗。四是具備全球最強大的鐵路、公路、機場、電力等基礎設施項目施工能力。五是具備與發展中國家需要相適應的鐵路、電力等經濟適用裝備制造能力。

　　從中國自身意愿分析，抓住當前中國具備的有利條件和國際契機，構建基于全球視野的戰略思維，通過擴大海外基礎設施投資，實現資本（外儲及人民幣）、技術、管理、中低端產能“走出去”，既有利于突破自身面臨的發展條件約束，優化外需結構，提高GNP，促進中國實現可持續發展，也有利于履行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大國責任，促進亞非拉國家發展和歐美國家走出危機。

　　近年來中國在非洲投融資規模迅速上升，但在中國對外投融資總規模中的占比偏低（直接投資、信貸融資均僅占3%~5%），且中資企業在非以工程承包為主。其主要原因是沒有形成整合中國各方資源、系統性推進企業“走出去”，且能夠有效控制風險的投融資模式和機制。

　　“基礎設施發展公司” 總體思路

　　構建中國與亞非拉國家平等合作、互利共贏的新型投融資主體“基礎設施發展公司”的總體思路如下。

　　第一，設立模式。依據國際法及有關國家公司法，參照中國各級政府設立“城市建設基礎設施平臺公司”的模式，借鑒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與歐美發達國家大量建立合資公司的經驗，以及中國、新加坡在國家戰略層面合資、合作建設蘇州工業園區的成功經驗，結合亞非拉各國實際，由中資企業以美元或人民幣現金投資發起設立，非洲授權企業（機構）以現金或礦產資源入股，歐美企業或機構原則上也可以現金或在當地控制的資源適當參股，本著互利共贏、平等合作的原則，在亞非拉有關國家首都設立“××國家基礎設施發展公司”（如坦桑尼亞基礎設施發展公司），作為中國與亞非拉國家推進基礎設施合作的戰略性、公司化、市場化平臺。

　　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可考慮根據區域性一體化發展進程需要，由易到難，因地制宜設立三個層級的基礎設施發展公司（以非洲為例）。一是可由中非雙方的地方政府授權各自有關企業，合資設立“地方級”的基礎設施發展公司，負責實施地方性的基礎設施項目；二是由中國與非洲單一國家的中央政府推動，授權各自相關企業，合資設立“國家級”的基礎設施發展公司，負責推動全國性的基礎設施項目建設；三是由中國與非洲多個國家的中央政府負責，授權各自企業，合資設立區域性（如南部非洲、西部非洲、東部非洲等）的基礎設施發展公司，負責推進跨國跨區域的基礎設施發展項目。

　　第二，管理模式。借鑒中國與新加坡合作推進蘇州工業園區的管理模式，引入多級政府協調機制，從政府層面就資源抵押及授權開發、基礎設施規劃及委托代建、財稅優惠政策、信用增級等難點問題通過協商機制達成共識，并由作為執行層的“基礎設施發展公司”同時負責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融資及還款等，實現“借、用、管、還”一體化運作。

　　第三，風控機制。通過將高收益的資源產業與低收益的基礎設施建設，整合至公司化的同一法人，并將政府明確抵押給金融機構的資源授權基礎設施公司開發后獲得還款現金流，從而突破由于政府負債高、償還能力弱及基礎設施項目建設自身周期長、回報低、還款現金流不足導致的融資難瓶頸。

　　第四，構建中國外儲資金直接投資亞非拉基礎設施的有效機制。第一步，由外匯管理局直接向中投公司注入外儲資金，或由財政部向國家外匯管理局定向發債，獲得外匯資金后注入中投公司；第二步，由中投公司經盡職調查和風險收益分析通過后，將部分外儲資金注入央企或具有一定規模的民營企業（中投公司相應獲得央企或民營企業的股權，央企或民企以企業整體收益向中投公司分紅），再由央企或民企向“基礎設施發展公司”注資并獲得其股權，通過此途徑解決中國企業海外股本投資的外匯資金來源問題，即中方投入“基礎設施發展公司”所需的股本資金來源問題及構建風險控制機制；第三步，中投公司通過兩種方式注資國家開發銀行等金融機構，主要解決國內金融機構向“基礎設施發展公司”提供大額外匯融資的資金來源問題。

　　一是根據國家開發銀行的資本金補充需要，直接向國家開發銀行注資適量資金（增持股本），再由國家開發銀行等金融機構將其用于向“基礎設施發展公司”發放貸款；二是由中投公司委托國家開發銀行向亞非拉國家“基礎設施發展公司”發放貸款，中投公司直接持有債權、獲得相應收益，并向國開行支付管理費，國開行以機構整體信用提供還款保障。

　　第五，保障機制。通過東盟、非盟等多邊機構或有關國家議會以法律法規確認的方式，授權設立公司并授權將有關礦產抵押給中資金融機構，從而避免政黨更迭導致的風險。

　　“基礎設施發展公司”具體運行機制

　　以非洲為例。第一，公司目標：促進非洲基礎設施建設和礦產資源開發，使非洲擁有的資源潛力能夠轉化為實際發展能力，促進非洲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第二，公司理念：服務非洲國家政府基礎設施發展規劃需要，將基礎設施建設與資源開發相結合，以市場化的運作方式，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公司總部設在非洲國家。

　　第三，股本總量及股東結構（下文涉及金額及股比僅為示例，具體可由有關方談判確定）：初期注冊股本暫按30億美元（約190億元人民幣，可根據工程需要，分年到位，第一年可考慮先到位3億美元）考慮，中非雙方各占50%。“中資企業聯合體”（含央企及民企）以現金15億美元（約95億元人民幣，第一年可考慮先到位1.5億美元，為加快公司設立進程，試點階段該1.5億美元也可考慮由商務部主管的外援資金中列支,授權中資機構持有）入股，非洲國家政府授權企業以相當于15億美元（約95億元人民幣,第一年可先到位1.5億美元）的已探明資源（鐵礦、煤礦）開采權入股。如用鐵礦入股，15億美元約相當于1500萬噸，1.5億美元約相當于150萬噸。

　　第四，公司治理：建立現代化的公司治理結構，設立董事會（可考慮按15人設立）、監事會，可吸收外部專家擔任獨立董事；聘請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設置資產負債率指標最高限，防止過度負債。董事長、總裁可由中非雙方輪流委派人員擔任。

　　第五，融資機制：公司設立后，可向中方的國家開發銀行等金融機構申請70億美元（約450億元人民幣，可根據工程需要分期到位），并由非洲國家政府報議會批準后，以約100億美元的資源開采權（約相當于1億噸鐵礦）向中方提供質押。此質押礦產,由政府授權公司開發。

　　第六，礦產資源開發機制。公司設立后,首先由其下屬的資源開發公司或實體，運用現金（含資本金及銀行貸款資金）進行非方用于入股資源及政府授權用于銀行貸款質押資源的開發，形成的礦產品通過事先與中方訂立長期供貨合同（價格可參照國際市場適當優惠）的方式出售給中方（也可酌情商定部分礦產在其國內市場銷售或出口至其他國家），入股資源出售后獲得的貨款進入公司設立在中方金融機構的“公司賬戶”；質押資源開發后獲得的貨款進入非洲國家政府授權機構（財政部等）設立在中方金融機構的“政府賬戶”。

　　第七，基礎設施建設機制。公司設立后，可同步啟動非方發展規劃中優先關注、委托公司代建的電廠、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項目的開發工作，所需資金由公司資本金及銀行貸款資金支付，形成的資產先納入公司資產負債表。

　　第八，礦產開發、出售后形成的“政府賬戶”資金的運用機制，以及基礎設施建成后的兌價、交割機制。資金首先用于向公司支付開采綜合成本（按照“年實際開采直接成本+年銀行貸款利息+年合理利潤”的方式計價，并確定每年應支付總額），再用于按照國際通行的BT、BOT機制從公司收購已建成的基礎設施項目的全部或部分資產（股權），收購價格按照“基礎設施建設實際決算核定直接成本+銀行貸款利息+事先設定合理利潤”的方式確定。當非方只收購部分股權時，公司可繼續參與基礎設施項目的運營。

　　第九，銀行貸款本息償還機制。公司從“政府賬戶”獲得的礦產資源開發綜合收益資金及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回購款項，首先用于支付銀行貸款本息（公司設立初期礦產開發尚未形成現金流，公司貸款利息可先由公司用自有資金墊付），剩余部分用于公司運營和分紅。

　　第十，公司利潤獲取及分紅。公司利潤通過兩種途徑獲得：一是“政府賬戶”資金用于支付礦產資源開發的合理利潤；二是回購委托公司代建的基礎設施資產時，所支付的價格中包含的合理利潤。公司利潤可設定50%以上用于分紅；另50%用于公司發展，成為公司資產負債表中的“凈資產”。合理利潤率、分紅率應事先由中方與非洲國家雙方商定相關規則。非方分紅資金，可直接進入“政府賬戶”，用于還本付息等。

　　第十一，公司上市。公司發展壯大后，可積極申請在我國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第十二，中資退出機制。公司的存續時間或中方與非洲國家雙方合作期限，可事先設定，并可根據中國及非洲國家雙方合作進展情況協商進行調整。必要時，經雙方協商，中方或非方均可按市場公允價將一定比例的股份轉讓給對方。

　　第十三，稅收優惠。公司所得稅及個人所得稅應給予適當優惠。

　　第十四，出入境便利。非方應為中方管理人員提供相應便利。國家開發銀行國別組人員可進入公司工作。

　　第十五，利潤匯出。非方對中方獲得的分紅資金，應給予自由匯出政策。

　　“基礎設施發展公司”模式互利共贏

　　中國與亞非拉國家合資設立“基礎設施發展公司”的方案，融合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多方面成功經驗，考慮了政府、企業、銀行各方的利益和訴求，發揮了中國與亞非拉國家各自的比較優勢，能夠實現雙方的互利共贏和可持續發展。實施時，可根據不同國家情況邀請歐美企業及世行等國際機構參與，以開放性思維整合、調動各方積極性，可望實現有關各方的平等合作、互利共贏。

　　從中國政府角度分析。該模式一是有利于履行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大國責任，促進亞非拉國家發展和歐美國家走出危機，加強中國與亞非拉國家友誼，提升中國軟實力；二是有利于實現中國外需結構性調整（由歐美日轉向亞非拉），促進經濟增長，實現資本（外儲及人民幣）、技術、管理、中低端產能“走出去”，為龐大施工能力、基礎設施相關產業制造能力尋找到廣闊市場空間；三是有利于拓展外儲運用渠道，提高外儲收益率；四是有利于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從中國企業角度分析。該模式有利于爭取項目、鎖定資源，發揮各自優勢，整合國內資源，避免惡性競爭。

　　從金融機構角度分析。該模式能夠提升對國內外高端客戶的影響力，實現在亞非拉國際業務跨越式發展，能夠有效控制貸款風險。

　　從亞非拉國家政府角度分析。該模式能夠在不增加其本國債務總額的前提下，解決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的問題，有利于未來經濟騰飛；通過合資設立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公司，引入中國的規劃能力、資金實力、先進設計施工技術和管理經驗，有利于提高自身造血能力，使其潛在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現實的發展能力；有望增加大量就業機會，促進政局穩定。

　　需解決的問題及對策

　　構建上述戰略性、公司化投融資平臺公司，從決策層面和操作層面看，還需要高度重視和著力解決若干問題。

　　第一，戰略決策問題。促進亞非拉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構建新型投融資模式，推進戰略性、公司化實施平臺建設，能夠有力地推進中國“走出去”戰略、海外市場開拓戰略、資源與能源戰略、對外援助戰略，有利于拓展外儲運用渠道和人民幣國際化，能夠戰略性、系統性地化解當前及中長期制約中國發展的多方面矛盾，對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實現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意義重大，但也涉及內外部多個方面的組織協調工作。建議將此項工作納入國家改革發展戰略，并成立國務院領導牽頭、相關部門參與的高層協調機構。

　　第二，外部協調問題（以非洲為例）。平臺公司的構建及運作，需要非洲有關國際組織及非洲有關國家政府的深度介入，并成立專門委員會協調有關事宜，政府因素較為突出，而非洲部分國家政治局勢動蕩，方案實施周期長，面臨的政治風險較大。

　　應對策略：一是優先將政局穩定、與中國關系良好、發展意愿強烈、資源較豐富（如安哥拉、南非、坦桑尼亞、埃塞俄比亞等）的國家作為合作試點對象，先試點產生示范效應再推廣。

　　二是建議由外交部、商務部等政府部門出面，加強與非盟及非洲次區域組織的合作和聯系，從外部環境對某一國家的履約形成壓力，改善其信用環境。

　　第三，內部協調問題。設立國際性合資投融資平臺公司，涉及國內跨行業大型企業之間的合作，需要考慮各合作方的利益平衡，各投資方的協調和磨合，達成一致意向并簽署合作協議需要一定的過程。

　　第四，法律、會計問題。與亞非拉國家合資成立基礎設施發展公司，面臨不同的法律、會計環境，可以預見將遇到多方面的會計、法律問題，需要通過多次溝通、協調解決。建議由有關企業、金融機構聘請熟悉國際法及亞非拉國家法律、會計制度方面的專家，并通過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組成董事會、監事會，引入第三方審計機構等加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