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半年內四次加息，大多數分析人士認為，目前國際能源價格高漲，輸入型通脹壓力導致國內通脹預期較強，3月份CPI預計可能“破5”，因此加息劍指通脹。然而在筆者看來，央行超出預期的加息動作恐怕不僅僅是對抗通脹那么簡單。隨著央行逐步建立起以“社會融資總量”為綱的金融調控體系，未來貨幣政策更加關注價格型調控工具可能成為一種“新常態”。

央行頻繁加息與未來中國要建立新的貨幣調控體系有密切關系。早在年初，央行就提出了新的貨幣流通量統計口徑———“社會融資總量”，明確2011年要以“社會融資總量”取代“貨幣信貸”增強央行宏觀調控的直接效力，這種取向的改變將會對貨幣政策目標、工具以及操作思路帶來非常深遠的影響。

從當前中國金融發展的現實看，傳統的統計口徑已經不能真實反映中國貨幣流動性的創造。一直以來我國的貨幣政策框架對金融市場的關注程度不高，但近年間中國金融發展的廣度和深度都有了非常大的變化，經濟虛擬化程度越來越高，虛擬經濟不再是實體經濟的“參考指標”，特別是居民的金融資產迅速增加以及企業債券、股票等直接融資占比迅速擴大，傳統統計口徑造成了對貨幣供應量的低估，貨幣創造更多的產生于為投資而融資和資本資產頭寸融資的過程之中，這就意味著需要用新的貨幣統計體系來反映金融深化的趨勢，而這也必將帶來中國貨幣調控思路長期的改變。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貨幣政策對“廣義貨幣量”———社會融資總量的一個共同影響渠道是通過價格型工具，即利率的變動實現的。因此，央行出其不意的加息是早有準備，其根本的意圖就是通過價格工具杠桿來改變當前中國持續一年多時間的“負利率”狀態。

可以預見的是，未來隨著央行逐步建立起以“社會融資總量”為綱的金融調控體系，貨幣政策將逐步關注資產價格的波動。這表明未來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很可能逐漸從單一實體經濟目標(控制通脹或經濟增長)轉移到“實體經濟+金融穩定”的雙重目標(通脹+增長率+金融資產價格與收益率)上來，我國的金融調控將更加兼顧實現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平衡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