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居民的通脹預期，對于貨幣政策的實際效果和該國實際發生的通脹，都有著極為重要的關系。一旦居民形成了高通脹預期，再用政策逆轉這種預期就會非常困難。頑固居于高位的通脹預期，對貨幣政策的效果會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反之，如果能對居民的通脹預期施加有針對性的政策誘導，則能收事半功倍之效。隨著最近幾個月來CPI指數的不斷攀升，通脹壓力已逐步顯現，在這個關鍵的時候，決策層采用果斷手段穩定居民的通脹預期，對我國后續宏觀價格水平的長期平穩便具有異乎尋常的重要性了。

央行歷史上超發的貨幣加上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帶來的流動性，已經成了我國貨幣流通領域的“堰塞湖”。更為嚴重的是，在政府著力化解這個通脹因素的時候，恰好又面臨著較之以往更為惡劣的國際經濟形勢。幾乎可以肯定，只要能拉動自身的經濟，實現自身經濟復蘇，美國會毫不猶豫地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無限度地制造流動性，去吹大一個不斷膨脹的泡沫，卻全然不顧這個泡沫破裂之后，會對其他國家造成什么樣的后果，“我們的貨幣，你們的麻煩”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美國人把這句話冷冷地甩給了歐洲人。時至今日，歷史重演，只不過這次的聽眾，除了歐洲人之外，要加上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了。時已過，境卻未遷，盡管在G20首爾峰會上各國紛紛對美國的行徑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憤慨和譴責，卻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形勢，更談不上有效制衡美國的行為。同時，根據央行的調查，在過去十年中，中國居民對通脹的忍耐程度呈現趨勢性的下降過程。與居民對通脹容忍程度不斷降低相伴隨的，則是更容易形成的通脹預期和由其帶來的扭曲的經濟行為。簡言之，中國正面臨著內生性通脹和輸入性通脹的雙重壓力，再不采取果斷措施，等到居民對于通脹的預期如瘟疫一樣在市場上蔓延，我國的經濟必將陷入失控的境界，這是正處于經濟轉型關口的中國經濟所不能承受之重。

意識到了政策的必要性之后，就面臨政策工具的具體選擇性了。現在已經明確，貨幣政策將從適度寬松轉向穩健，并且還將增強宏觀調控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有效性。換言之，貨幣管理邁出了走向常態化的一大步。筆者還想補充的是，相對于歐盟和美國，我國國情的特殊性在于，僅僅使用貨幣政策和行政手段，無法有效遏制通脹，還需要財政政策在遏制通脹中發揮奇兵的作用。

首先，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在我國經濟目前的情況下能發揮的作用已較為有限。高達18.5％的準備金率已凍結了商業銀行天量資金，倘若再進一步提高的話，可能會對銀行體系的盈利能力產生不利影響。同時出于對宏觀經濟平穩增長的考慮以及對熱錢涌入的顧忌，大幅度加息的政策選擇也被排除。而如果采用小幅度、連續加息的策略，小幅慢跑再加上政策的時間滯后性，又會使得貨幣政策在控制我國現階段通脹的政策作用受到極大限制。即使考慮到正式進入貨幣政策的緊縮周期，單靠貨幣政策的效用也有遠水不解近渴之嫌。那么從緊的貨幣政策搭配上行政價格管制措施的效果如何呢？中國在1994年和2007年這兩次經濟抗通脹的過程中，決策層都輔之以程度不同的價格管制的行政措施。實踐告訴我們，過多行政干預措施，會對實體經濟運行帶來不必要的副作用，扭曲實體經濟的運行軌跡，對經濟社會的總福利構成傷害。

因此之故，我們有必要在抗通脹的政策中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財政政策的本質就是政府運用稅收、補貼等工具，對社會財富進行二次分配。當中國居民因為生活成本提升而進一步提高通脹預期，并有可能形成工資－物價螺旋式通脹的時候，通過運用財政政策，對居民的生活實行補貼，提高個人收入所得稅的起征額度，調節高收入和低收入群體之間收入差別，更好地轉移支付，提供更好，更完善的社會服務和保障，可以有效地增強居民對通脹的容忍度。而通過稅收政策對資產市場的導向作用，如開征房產稅等稅種，則可以抑制房地產市場的價格泡沫，有效降低資產價格上漲對居民通脹預期的推動作用。還有，把財政政策加入抗通脹政策工具組合的好處在于：熱錢涌入的壓力會大大緩解，人民幣也不用承受過于沉重的升值壓力。這樣，就可以為我國調整經濟發展模式創造較為有利的外部條件，為我國經濟轉型贏得更大的政策回旋空間和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