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明年宏觀經濟的政策基調是積極穩健，審慎靈活，沒有使用連續性和穩定性這樣的表達，更與以往的明確要求有重大的不同。筆者以為，這種相對籠統和概括的基調，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加大了理解和實施的難度。從宏觀經濟管理的角度說，這應該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

為什么采取這種模糊的而不是精確的表述呢？我們的各種工作會議，形成于計劃經濟時期，一直延續到今天。在計劃經濟年代，幾乎所有的資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企業也是政府的一個部門。因此，經濟的走勢，完全可以按照政府的計劃，可以說，政府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不確定性很小。那個時候，經濟規模也不大，中國的經濟狀況，幾乎完全由內部因素決定，外部因素的影響，被限制在最小的程度，比如嚴格的外匯管制，固定匯率，加上對外經濟規模非常有限。所以，政府的計劃經濟目標，是比較容易實現的。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相對而言，人與人之間，以及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是較緩和及容易協調的，政策在實施中，變形、走樣的可能性較小。決策時，可以忽略這些矛盾。政策的基調可以而且必須是明確不含糊的。

但今天情況很不同，市場化改革已經走過三十多年路程了，資源配置，越來越依靠市場手段，政府直接掌控資源的規模和能力在持續下降，民營經濟已然撐起了半邊天，宏觀政策調控對他們有影響，但是效果究竟會如何，許多情況下沒有把握。國企和央企，名義上還受政府的約束，但是，作為企業，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切，時常會超過對整體利益的關切，不再像從前那么聽話，宏觀調控政策，由此經常會遭到有形和無形的抵制，有時，國企和央企并不是政府政策的配合因素，而可能是一種掣肘因素。比如油價的調整，便是政府與相關央企互相博弈的結果，不是政府想調就調。這種復雜的利益關系，不但存在于政府和國企央企之間，更廣泛存在于政府和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之間。

隨著中國經濟的規模越來越龐大，調控的難度自然也越來越大了。治大國如烹小鮮，力度小了，無濟于事，大了，一旦失誤，損失難以承受。所以，政策就非得增加彈性、靈活性不可。

更重要的是，開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中國經濟的走勢，已經不是由自身的因素和政策就能決定的了，而要受到外部的影響，有時候，這種外部影響可能還是決定性的。比如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就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而這類外部影響，總是難以把握判斷的，我們自己的政策，有時也不能不隨外部情況的變化而改變。比如在2008年初，我們的政策基調是，控制經濟過熱，但因為美國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在年中出現了嚴重下滑的局面，不是過熱，而是過冷。宏觀政策于是有了180度的逆轉。

如果政策過于明確，結果不如所愿，就會影響權威和信譽。比如房價的調控，即是如此。房價高，除了市場因素，更重要的是制度問題。如果短期內能不改變這些制度，比如財政制度，而做出降低房價的政策表態，只能降低公眾的信任。實際上，今年大中城市的房價，在去年已飆漲的基礎上，在不斷出臺的新調控政策的背景下，仍在一路攀升。再比如今年的通脹，也是年初沒有預料到的。去年底的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把價格總水平控制在3%左右，是基于當時的情況做出的，可是，由于貨幣政策過于寬松，貨幣超發，而吸收流動性的渠道有限且無效，資金左沖右突，殺進農產品[18.46-3.55%]和食品市場，遂使CPI過快上漲。將來，這種始料未及的事情，只會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

有人說，今年的政策還是清楚的，比如財政政策積極，貨幣政策穩健，這是一種膚淺的理解。當然，4萬億的投資即將落幕，經濟增長還必須依賴政府的投資，筆者以為，積極和穩健，可以是一回事。財政政策積極，是延續過去的做法，換個角度看，也是穩健，貨幣政策穩健，也可以理解成連續性。所以，積極穩健，是就政策的總基調和總把握而言的，并非僅針對某個具體的政策。而過于精確的表述，明確的目標，往往只能使政府陷入被動。審慎靈活，就是隨機應變。所有的政策都是短期的，其靈魂，只有一個，即隨機應變。

宏觀調控基調的這種模糊表述，筆者以為，是重大的進步。它表明，中國的市場經濟已進入成熟期，政府和市場的力量對比，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經濟運行，越來越依靠微觀主體自身的力量，而政府也越來越尊重這種力量。對此，地方政府應盡快實現觀念的轉變。

宏觀政策的模糊表述也啟示我們，必須加快改革，把該交給市場的全交給市場，讓政府從盤根錯節的利益鏈中脫身，這樣，從全體公眾的利益出發的調控，就沒有了投鼠忌器，那樣，政策也才會更加有效。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政府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上海證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