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堅定地減少“制度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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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政府在推進法治與社會公正方面雷厲風行,讓此前阻礙改革的利益群體感到了危機。比如近日有一系列文章為公務員待遇叫屈,表達出對公務員養老金改革的憂慮和反對。體制內群體上公開表達自…
新一屆政府在推進法治與社會公正方面雷厲風行,讓此前阻礙改革的利益群體感到了危機。比如近日有一系列文章為公務員待遇叫屈,表達出對公務員養老金改革的憂慮和反對。體制內群體上公開表達自己的利益主張,在中國十分罕見。新一屆政府對特權腐敗的嚴厲打擊讓一些普遍享有的日常性腐敗消失,他們現在無疑也對自身的“制度性福利”能否繼續存在感到擔憂。
單從工資性收入而言,中國公務員收入水平并不算高,在不同地區處于不同的位置。比如在北京這種生活成本過高的城市,公務員工資收入顯然比較低,但他們擁有低價購買住房的特權也就對沖了這種收入劣勢。而在一些三四線城市,公務員工資顯然是當地社會中上水平,事實上,中國中小城市的“中產階層”主要由公務員與壟斷性事業或國企員工組成。
但是,中國參加公務員考試的年輕人如此之多,導致其錄取率比高考還難。還出現研究生爭相報考事業編制“清潔工崗位”的現象,這些職位工資很低。顯然,一旦進入體制內,也意味著有了鐵飯碗,因為沒有競爭與淘汰機制,當然,最重要的是退休后有豐厚的養老金。可以看出,權力腐敗以及豐厚養老金是公務員身份最吸引人的地方,如果反腐制度化消滅了前者,而養老金改革取消后者,公務員將會吸引力下降。
從民間一些觀點來看,對體制內群體的這種反應無疑普遍持批判態度的,因為其中隱含了一種前提,即不受制約的公務員群體其他的好處并不會消除(如腐敗不會短期絕跡),所以不能繼續以財政維持這種本身就不公正的養老雙軌制。但是,如果出現了成功制約了腐敗的前提,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即公務員工資水平其實并不高。因此,我們認為,中國政府應該繼續打擊腐敗,減少三公消費,狙擊官僚主義,讓政府真正成為服務性政府,讓社會對公務員群體的觀感發生改變。其次,中國應該精簡公務員隊伍,甚至一些地方出現吃空餉的現象。減少供養人數有利于提高在職公務員的工資水平。
單就養老金雙軌制而言,目前的制度不公主要是公務員在改革后保留了退休金過高替代率,而企業職工降低了基本養老金替代率,但未補上企業年金,從而形成了過高的差距。養老并軌,首先要降低公務員過高的替代率,并讓公務員承擔個人應繳費的份額;同時,建立企業年金制度,并逐步提高企業職工退休金水平,從兩個方向向中間并攏。
考慮到反腐敗已經對一些公務員群體實際收益造成沖擊,而且確實在一些大中城市他們的收入水平并不太高,如果貿然大幅降低其養老待遇,必然會引起體制內的巨大反彈。因此,在公務員自己繳納個人部分的時候,可以考慮普遍增加一次工資來緩沖。
就人類社會而言,公務員就是為國民服務的一項普通的工作,考慮到他們掌握權力與財政,世界各國將公務員工資普遍設定為當地社會的中位數水平,這不是一個可以發財的職業,甚至經常因國家財政危機而率先影響工資與福利。中國人一直以來對公務員身份的理解是“官本位”文化的一種特殊結果,而且現有的制度也加強了這種認知。但是,中國正在邁向現代國家治理提升的路上,公務員必將回歸其本來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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