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應該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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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一位職能部門的官員,耐心聽完我有關我國金融體系的潛在問題或風險的心急火燎的論述之后,微笑著對我說,“你的出發點是好的,不過你說的這些領導早就知道了”。旁邊有個年長的學者幫我…
我認識一位職能部門的官員,耐心聽完我有關我國金融體系的潛在問題或風險的心急火燎的論述之后,微笑著對我說,“你的出發點是好的,不過你說的這些領導早就知道了”。旁邊有個年長的學者幫我解讀說:有關部門不采取行動自然有其深層次原因,之所以不能采取某些改革措施,是制約因素太多了。
而我想說的是,在還沒有確定人民幣的貨幣發行機制之前,就全力推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是我最大的擔心。這就如同在沒有打好地基時就先構建上層建筑。無論是股票、房產還是其他各類投資項目和資產類別,投資人在決策時先要估量人民幣的預期,然后才能決定是否投資或者何種類型的投資。如果建立了多層次資本市場,再回頭去完善人民幣發行機制,可能就會給市場估值體系帶來巨大沖擊。
舉例來說,如果負利率政策持續,就會幫助投資人建立“人民幣購買力逐年縮水”的預期,從而促使投資人決定購買房地產、黃金和其他原材料物資來對沖幣值縮水的風險;如果投資人已建立了這種預期并采取了相應行動,就會推高房地產價格,商業銀行會積累大量的房地產相關貸款。此時,如果央行再出手改變人民幣發行機制,使其幣值不再縮水乃至升值,就會使投資人此前投入的財富受到損失。我猜想,央行是擔心現在就采取行動改變市場負利率預期可能導致市場動蕩。我也理解,以目前的狀況,恐怕只能繼續執行“保持與美元穩定”的匯率政策,并以此作為人民幣貨幣發行機制的核心。這樣一來,只要美元保持幣值穩定,人民幣的幣值問題也就解決了。
可是,美國國內的問題也許會越來越嚴重,恐怕遠不止提高國債上限那么簡單,這些問題遲早會動搖美元的根基,而我們此時就該抓緊建立自己的貨幣發行體系,使人民幣不再依賴于美元的穩定,這也是中國走向獨立強盛道路上必經的關鍵一步。
對此,我有如下的建議:
首先,致力于建立和完善人民幣貨幣發行機制,然后再探索人民幣匯率機制。匯率是結果,貨幣發行機制才是原因,中國遲早要成為世界強國,總不能永遠依靠和美元保持穩定來樹立強國地位吧?因此,探索人民幣發行機制是遠比匯率形成機制更重要的任務。一個有趣的黎巴嫩裔投資人曾說過,“我們的思維受到有傾向性的誤導,比如:我們有關鳥類的知識主要來自于鳥類學家撰寫的有關鳥類的書籍,我們很少讀到由鳥類撰寫的有關鳥類或者鳥類學家的書籍”。我們可否換一種思路來看問題呢?別老想著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問題,而應該考慮如何走自己的路。
其次,貨幣政策應該獨立于經濟周期。我不認為任何國家央行的貨幣政策能有效抗擊通脹,貨幣政策就應被動適從于經濟發展的,而不是主動引導。央行的職責應該是始終保持幣值的穩定,因為貨幣就是一種激勵。如果市場建立了對央行的信賴,普遍預期貨幣的購買力將長期保持穩定,就等于在無形之中鼓勵大家去節約資源,提高效率,改善工藝,科研創新,這才是奠定一種貨幣長治久安的基礎。美聯儲為什么不拿錢來買斷所有美國國債然后宣布注銷?印鈔票對于他們來說,實在是件簡單的事情,聯合國也約束不了他們。但是那樣做,會毀了美元的信譽,最終導致持有美元資產的人喪失信心,也就從根本上毀滅了市場經濟本身固有的激勵大家自我提高的機制。所以,貨幣政策不該成為調節經濟周期的工具,而應恪守穩定幣值的使命,這樣才能幫助市場建立穩定預期,也是經濟長期健康發展的基石。
第三,改革國有金融體系。我多次撰文論證通脹其實是生產力現象,而非貨幣現象。治理通脹與貨幣政策無關,而應該充分調動市場積極性。為了釋放生產力潛能,就必須堅決推進國有金融企業的改革。不能讓這些國企的管理者游離在市場經濟監督約束之外,還多一層國有體制的保護。如果這些金融機構始終不能脫去國有保護的外衣,就有可能喪失風險警惕,有可能使其對偏好低效率的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放款,這樣一來,市場本身固有的激勵就喪失了,這就抑制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并將引發通脹。所以,我一直認為,我國目前的通脹不是貨幣超發的結果,而是市場經濟機制失效的結果,前期大量財政投入和配套信貸可能進入了低效率低回報的投資領域,并擠占了市場資源,這才是通脹的根源。
第四,致力于建立完善的資本市場。我們的資本市場仍然缺乏各種衍生品工具,其中有些衍生品對于防范總體風險是至關重要的。比如,利率和匯率的衍生品,在證券化率水平提高情況下的指數和個股的衍生品交易等。當前價格和隱含波動是資產的固有特性,我們不能只看到價格,而忽略波動,更不能用行政性文件來取代波動,讓市場在有監管的情況下對風險資產定價,反而使得我們獲得了總體的安全。美元今天的市場地位,不僅在于美國的軍事霸權,而在于投資人持有美元表現的資產時,可以在美國資本市場上動用各種手段來對沖該資產所隱含的風險,當投資人可以在該貨幣體系下對沖其大部分風險的時候,他反而安全了,反而愿意持有該貨幣了。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要從這個角度出發去考慮問題,讓投資人安心持有人民幣資產,就使得人民幣能被廣泛接受。
第五,我不贊成歐元區那樣以通脹率、經濟增長率和失業率為指標來調節貨幣發行,也不認為美國式的“全過程全對稱”市場化發行機制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我認為比較切實可行的辦法,是對央行資產負債表實施總量控制。建議把央行資產負債表余額控制在上一年度GDP總量的20%左右。這并非要約束央行的政策靈活性,而是為了給市場建立一個穩定的幣值預期,并由此激勵市場向著高效率的節約型經濟發展模式轉移。這樣做的好處在于,央行如要再次動用再貸款為陷入困境的國有銀行買單時,就會受到一定的掣肘,由此,也促進國有銀行進一步改善和提高風險控制水平。此外,如果匯率水平太低而導致央行被動買入過多外匯,也可以由總量控制的辦法來調節匯率水平。這看似制約了央行動用央票和準備金等手段,其實是激活、促進了資本市場固有的以風險來約束商業銀行的機制。
美國和歐洲先后爆發債務危機,在我看來,時不我待,推進人民幣貨幣發行機制的改革不能再拖延了。這是我們走向強國的必經之路,切望決策者當機立斷。
來源:上海證券報
而我想說的是,在還沒有確定人民幣的貨幣發行機制之前,就全力推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是我最大的擔心。這就如同在沒有打好地基時就先構建上層建筑。無論是股票、房產還是其他各類投資項目和資產類別,投資人在決策時先要估量人民幣的預期,然后才能決定是否投資或者何種類型的投資。如果建立了多層次資本市場,再回頭去完善人民幣發行機制,可能就會給市場估值體系帶來巨大沖擊。
舉例來說,如果負利率政策持續,就會幫助投資人建立“人民幣購買力逐年縮水”的預期,從而促使投資人決定購買房地產、黃金和其他原材料物資來對沖幣值縮水的風險;如果投資人已建立了這種預期并采取了相應行動,就會推高房地產價格,商業銀行會積累大量的房地產相關貸款。此時,如果央行再出手改變人民幣發行機制,使其幣值不再縮水乃至升值,就會使投資人此前投入的財富受到損失。我猜想,央行是擔心現在就采取行動改變市場負利率預期可能導致市場動蕩。我也理解,以目前的狀況,恐怕只能繼續執行“保持與美元穩定”的匯率政策,并以此作為人民幣貨幣發行機制的核心。這樣一來,只要美元保持幣值穩定,人民幣的幣值問題也就解決了。
可是,美國國內的問題也許會越來越嚴重,恐怕遠不止提高國債上限那么簡單,這些問題遲早會動搖美元的根基,而我們此時就該抓緊建立自己的貨幣發行體系,使人民幣不再依賴于美元的穩定,這也是中國走向獨立強盛道路上必經的關鍵一步。
對此,我有如下的建議:
首先,致力于建立和完善人民幣貨幣發行機制,然后再探索人民幣匯率機制。匯率是結果,貨幣發行機制才是原因,中國遲早要成為世界強國,總不能永遠依靠和美元保持穩定來樹立強國地位吧?因此,探索人民幣發行機制是遠比匯率形成機制更重要的任務。一個有趣的黎巴嫩裔投資人曾說過,“我們的思維受到有傾向性的誤導,比如:我們有關鳥類的知識主要來自于鳥類學家撰寫的有關鳥類的書籍,我們很少讀到由鳥類撰寫的有關鳥類或者鳥類學家的書籍”。我們可否換一種思路來看問題呢?別老想著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問題,而應該考慮如何走自己的路。
其次,貨幣政策應該獨立于經濟周期。我不認為任何國家央行的貨幣政策能有效抗擊通脹,貨幣政策就應被動適從于經濟發展的,而不是主動引導。央行的職責應該是始終保持幣值的穩定,因為貨幣就是一種激勵。如果市場建立了對央行的信賴,普遍預期貨幣的購買力將長期保持穩定,就等于在無形之中鼓勵大家去節約資源,提高效率,改善工藝,科研創新,這才是奠定一種貨幣長治久安的基礎。美聯儲為什么不拿錢來買斷所有美國國債然后宣布注銷?印鈔票對于他們來說,實在是件簡單的事情,聯合國也約束不了他們。但是那樣做,會毀了美元的信譽,最終導致持有美元資產的人喪失信心,也就從根本上毀滅了市場經濟本身固有的激勵大家自我提高的機制。所以,貨幣政策不該成為調節經濟周期的工具,而應恪守穩定幣值的使命,這樣才能幫助市場建立穩定預期,也是經濟長期健康發展的基石。
第三,改革國有金融體系。我多次撰文論證通脹其實是生產力現象,而非貨幣現象。治理通脹與貨幣政策無關,而應該充分調動市場積極性。為了釋放生產力潛能,就必須堅決推進國有金融企業的改革。不能讓這些國企的管理者游離在市場經濟監督約束之外,還多一層國有體制的保護。如果這些金融機構始終不能脫去國有保護的外衣,就有可能喪失風險警惕,有可能使其對偏好低效率的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放款,這樣一來,市場本身固有的激勵就喪失了,這就抑制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并將引發通脹。所以,我一直認為,我國目前的通脹不是貨幣超發的結果,而是市場經濟機制失效的結果,前期大量財政投入和配套信貸可能進入了低效率低回報的投資領域,并擠占了市場資源,這才是通脹的根源。
第四,致力于建立完善的資本市場。我們的資本市場仍然缺乏各種衍生品工具,其中有些衍生品對于防范總體風險是至關重要的。比如,利率和匯率的衍生品,在證券化率水平提高情況下的指數和個股的衍生品交易等。當前價格和隱含波動是資產的固有特性,我們不能只看到價格,而忽略波動,更不能用行政性文件來取代波動,讓市場在有監管的情況下對風險資產定價,反而使得我們獲得了總體的安全。美元今天的市場地位,不僅在于美國的軍事霸權,而在于投資人持有美元表現的資產時,可以在美國資本市場上動用各種手段來對沖該資產所隱含的風險,當投資人可以在該貨幣體系下對沖其大部分風險的時候,他反而安全了,反而愿意持有該貨幣了。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要從這個角度出發去考慮問題,讓投資人安心持有人民幣資產,就使得人民幣能被廣泛接受。
第五,我不贊成歐元區那樣以通脹率、經濟增長率和失業率為指標來調節貨幣發行,也不認為美國式的“全過程全對稱”市場化發行機制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我認為比較切實可行的辦法,是對央行資產負債表實施總量控制。建議把央行資產負債表余額控制在上一年度GDP總量的20%左右。這并非要約束央行的政策靈活性,而是為了給市場建立一個穩定的幣值預期,并由此激勵市場向著高效率的節約型經濟發展模式轉移。這樣做的好處在于,央行如要再次動用再貸款為陷入困境的國有銀行買單時,就會受到一定的掣肘,由此,也促進國有銀行進一步改善和提高風險控制水平。此外,如果匯率水平太低而導致央行被動買入過多外匯,也可以由總量控制的辦法來調節匯率水平。這看似制約了央行動用央票和準備金等手段,其實是激活、促進了資本市場固有的以風險來約束商業銀行的機制。
美國和歐洲先后爆發債務危機,在我看來,時不我待,推進人民幣貨幣發行機制的改革不能再拖延了。這是我們走向強國的必經之路,切望決策者當機立斷。
來源: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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