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沒有一場改革，像溫州一樣激烈，在浙江乃至全國30多年改革開放史中留下如此深的印記。但而今這個曾經流行過官員“下海”、曾被譽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前沿陣地的地方，卻在近一兩年內發生大量企業遭遇資金鏈斷裂、老板“跑路”的情況。

這場民間借貸危機后，2012年3月，國務院批準溫州進行金融改革試驗。但民間普遍認為，“金改”未見實效。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溫州經濟總量徘徊不前，增長速度甚至已跌至浙江省倒數第一。究竟是溫州的發展探索本身“出軌”，還是溫州的民間探索遭遇現實體制遏制后被異化？

站在改革開放35年的歷史背景下，仔細把脈溫州經濟發展，不難發現，深層體制的痼疾已成為自下而上改革繼續前進的最大制約。

溫州民間“金改”路漫漫

近一兩年的溫州民間債務危機，再次將溫州民間金融改革推上了日程。

其實，溫州民間金融改革一直潮起潮落。只是民間金融陽光化，卻始終理想照不進現實。

溫州的民間金融，最初源于“抬會”、“資金互助會”等親友聚在一起籌集資金。之后，慢慢蛻變為民間借貸組織，數量激增，規模不斷擴大，貨幣開始產生利息。到1980年代中期，以“抬會”方式進行流通的民間資金已超過3億元，且高息融資已成為常態。

1986年，“抬會”鏈條開始斷裂，情況與近兩年民間借貸類似：溫州全市有63人因此自殺，200人潛逃，近1000人被非法關押，8萬多戶家庭破產。而這些潛逃者被抓后，不少人被處極刑。之后，更多人意識到將民間金融“陽光化”的必要性。

1986年底，中國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中國第一家私人獨資的城市信用社——東風城信社都陸續成立。1988年，溫州設立16家農村金融服務社。1992年8月，溫州第一家農村合作基金會成立。

到90年代中期，溫州較成規模的三十多家民營金融機構的總資產已達20億元左右，占全市存貸款市場的份額達20%。但很快，這些民間金融機構的資產不良率就不斷攀升，甚至有機構破產倒閉。隨后，政府開始對這些機構采取市場退出政策。

由于90年代的金融體制改革，民企融資逐漸由以民間借貸為主轉為以貸款為主，因而政府政策的變化并未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的資料顯示，90年代中期以后，民間金融市場發展相對慢于銀行貸款市場。

杭州銀行相關負責人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此次民間債務危機后，社會普遍將其歸罪于民間借貸并不客觀。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2011年發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指出，整個溫州民間借貸規模約1100億元。

杭州銀行相關負責人指出，溫州老板資金鏈斷裂的關鍵在于，利潤低下的制造業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場主體紛紛進入房地產(行情專區)等投機領域，而銀根緊縮后，民企被迫轉向民間借貸而陷入困境。

“金融體系就是融資中介，通過它能夠降低資金供給和需求的交易成本。但現在不僅沒有降低資金成本，反而加大、扭曲了供求關系，很多合理的資金需求得不到滿足，被迫去地下錢莊。”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說，因而金改是迫在眉睫。

2012年3月，國務院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8個月后，浙江省政府出臺了實施細則——《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實施方案》。

“溫州金融改革背后，折射的是溫州、浙江乃至全國民營經濟面臨的危機。”溫州市長陳金彪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相比于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如今的“金改”難度更大。

“過去實業利潤都在30%左右，民間借貸利率相對并不算高，而現在實業利潤已經縮水幾十倍。”溫州“打火機大王”東方輕工實業集團總經理李中堅表示。

“金改”背后是民營經濟危機

“溫州當年靠做實體經濟起家，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按理應該繼續往實體經濟方向發展，但現在問題是實體經濟不行。”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指出，原因在于，一是宏觀政策搖擺不定，二是民營企業自覺做實業太艱難。

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被各界普遍認為是互利的方式之一。但在保育鈞看來，民資進入金融領域并不一定就能服務實體經濟，“讓民資進入是為了引起競爭，但現在制造業前景不好，憑什么還要貸給你？”

他認為，溫州民營經濟一定要先經歷洗牌。洗牌過程中，金融機構(銀行、租賃公司)就可以發揮作用，“所以現在正是金融體制改革的好時機，不符合產業政策、沒有前景的企業將得不到貸款，民辦金融機構進來后，按市場規律辦事，倒逼企業去搞實體。”他認為，現在產業結構轉不過來的關鍵，在于金融壟斷下公辦銀行按領導意志辦事。

“金融改革是要建立與實體經濟相匹配的地方金融體系，但金融改革不可能包治百病。”溫州市長陳金彪指出，目前金融監管體系還沒有完全到位，民間借貸法律依據尚未明確，信用體系還不完整，“這都需要一個過程”。

這輪“金改”至今已近兩年，但社會各界仍對其存疑。“比如，小貸公司的主發起人必須是實力雄厚的民營骨干企業，限制依舊較大。”溫州一家小貸公司負責人告訴記者。

“金融改革左沖右突，三十多年間只進了半步，民間的嘗試一直遭遇體制的‘彈簧門’和‘玻璃門’；真正的推進，甚微。”溫州金改第一批嘗試者之一方培林說。

面對這種局面，所有的原因幾乎都指向體制。“盡管有不少人將此次溫州實業老板‘跑路’潮歸咎于利息瘋長的民間借貸，但事實上，體制不能有效吸引民間資本才是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多名受訪者一致表示。

溫州困局

“這些年，地方主要領導很少到民營企業調研，都在忙著辦國有企業，針對民企的制度創新力度較小。”一位長期在企業調研的專家告訴記者。

過去，溫州以“官員下海”、政府無為而治為榮；而今，年輕人更愿意留在機關--溫州公務員報考人數與聘用崗位之比，已從2002年的19:1上升到近年來的50:1以上。對接央企、重抓“招商引資”、促進GDP增加，逐漸成為政府工作的重點。

“在出口與消費不振的情況下，投資拉動GDP成為政府唯一選擇。”浙江大學區域經濟與城市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建軍表示，這無疑偏離了過去以市場經濟為重的軌道，并使得民間資本投資渠道愈發受限。

與此相對應的是，近些年溫州以皮鞋、服裝、打火機等為代表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升級進展緩慢，大量企業外遷、民間資本外溢。

“實體當中幾大行業產能過剩、高新技術又做不了，你讓企業做什么呢？所以好多企業都轉移到中西部去了。現在這種情況想扭轉過來不容易，不是一年兩年的事。”保育鈞說。

李中堅介紹，2011年公司毛利潤只有3%-5%，而在本身缺乏資金、銀行收貸抽貸又經常發生的情況下，他不敢嘗試轉型。

其實早在1999年，溫州就出臺了《溫州產業升級計劃》，明確提出要積極培育機械(行情專區)電子工業、化學工業和材料(行情專區)工業三大主導產業，重點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但并未見實效。

如今，地方政府也采取了抓存量提升、增量引進的辦法，出臺振興實體經濟“1+X”、“三保倒逼”，并培養高新的技術產業等政策。但正如高天樂所說，“國家提轉型升級是對的，但很多企業升不了級，企業的能力、財力，負責人有沒有這個意識，團隊跟不跟得上，這都是問題。”

與實體越做越艱難的局面相反的是，房地產市場卻是一路高歌，幾年之內房價輕松翻倍，溫州炒房團也讓各地人恨得咬牙切齒。但后來的民間借貸危機也顯示，溫州人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在12月初召開的《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實施工作座談會上，溫州市委書記陳一新指出，今年溫州的GDP增速預計在7.6%到7.7%，有望趕上或超過全國平均水平。但數據顯示，溫州銀行業的不良貸款仍處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