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大款、豆腐渣工程、關系網、江湖這些日常的詞匯，甚至讓西方人摸不著頭腦的口頭禪，如“男人一有錢就壞了，女人一壞了就有錢”竟出現在一位外國學者的專著中，上述詞匯幾乎都與當今中國人的道德水準有關，它們深入到國人的靈魂深處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伴隨著人均財富的增加，不少中國人的道德水準不僅沒有得到相應的提升，相反還出現了道德滑坡的費解情景。難道在邁向富裕的路上，我們一定要以犧牲道德為代價嗎？經濟增長和道德二者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

上述問題無疑是重要的，也是困擾不少中國學者的一個話題。最近，美國學者約翰•奧斯博格（John Osburg）描述了一幅當今中國人的道德畫卷，為我們反思經濟建設和道德水準的關系提供了新鮮的素材。

奧斯博格長期關注中國問題。自從1997年首次踏上中國國土，便一發不可收，不僅以中國為題在芝加哥大學完成了博士論文，還娶了一位中國太太，對中國問題的關心和了解自然不在話下。

奧斯博格的新書《令人不安的富裕：中國新晉富豪們的金錢、道德和社會關系》（Anxious Wealth:Money,Morality,and Social Networks Among China's NewElite），讓我們一窺中國富豪們的生活方式，書中充斥著大量描寫中國富裕階層價值觀以及消費習慣的文字,還對毛澤東時代結束以來正在變得更糟的男女關系和道德水準進行了刻畫，特別描述了金錢和物質財富對普通中國人在愛情和情感世界方面的影響，尤其在社會和婚姻交往中。

或許只需列出該書出現的一些詞匯，我們便知道這是本怎樣的書。“傍大款”、“包二奶”、“第三者”、“富婆”、“吃青春飯”、“豆腐渣工程”、“關系網”、“黑社會”和“江湖”等等這些我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詞匯，甚至一些讓西方人摸不著頭腦的口頭禪，如“男人一有錢就壞了，女人一壞了就有錢”，竟也出現在一位外國學者的專著中，這吊足了我們的興趣，因為我們想知道外國人是如何使用這些詞匯的，它們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社會問題。

可以說，上述詞匯幾乎都與當今中國人的道德水準有關，它們深入到國人的靈魂深處，折射出普通中國人在社會變遷中出現的種種精神問題，描繪出國人面臨生活境遇挑戰時所遭遇的焦慮和道德困境。

奧斯博格關注市場經濟與文化價值、情感和道德體系之間的相互作用。2003至2006年，他在西南地區對富裕的企業家們進行過實地調研，對中國社會關系網的形成和建立進行了深入研究，尤其對商人和政府官員之間的交往和交易進行了探討。

我們知道，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啟改革征程以來，中國企業家和政府官員之間的關系在國內商業圈子和政治舞臺等諸多領域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施加著越來越顯著的影響。這類關系往往能夠規避現行法律的制約，以一種常人難以觀察到的形式存在，且對于商業成功起著巨大的影響。正如奧斯博格所強調的，這類關系網其實是以一種非正式倫理規范（moralcode）的方式存在和體現的。這就意味著，它們幾乎無法復制和模仿，盡管它們本質上都與錢權交易難脫干系。或許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在不少中國企業家的成功故事中，神秘性往往超越了趣味性。

從研究者的角度看，經濟發展和道德水平的關系非常復雜，研究起來頗有難度。這主要是因為一個社會的道德水平很難進行量化。相對而言，經濟發展方面的指標較全，也較完備。不過，我們的主觀感受仍是可以借鑒的。我們能夠感知一個社會道德水平的變化，如果時間足夠長，視角足夠廣闊，相信多數人都會認同當今中國社會的道德水準確實呈現出下滑的趨勢。

例如，在多數中國人錢包逐漸鼓起來的同時，生活在中國城市的人們日益發現藍天越來越少，空氣越來越污濁，包括牛奶在內食品摻雜使假的現象更令不少人在生存問題上開始費神。可以說，無論是霧霾天數的增加，還是食品安全問題的出現，很大程度上都與人們的道德失準有關，因為環境污染大都是一些工廠違法排放所致，而食品問題更是不良商販有意為之的違法行為，讓這些經營者身上流著道德的血液幾乎成為一種奢望。

這本書在提到外國優良的自然環境時，做了一個有趣的對比，如提到加拿大“好山好水好無聊”，而中國則是“好臟，好亂，好快樂（第190頁）”，這讓人想到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窘境。在中國快樂，只是因為這里是我們的家，在家自然舒服。這里有我們的父母、家人和朋友，還有中國人最看重的關系網，這些東西無法搬到外國去，難以割舍。

其實，中國傳統思想可以為我們理解物質生活和道德的關系提供指南。先哲們認為，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盡管多數富裕起來的社會群體大都憑借合法的手段取得了財富，但不容否認的是，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下，經濟生活中確實出現了大量法律未做明確規定的盲區，一些人利用了法律的空白、打了法律的擦邊球而率先致富，另一部分群體憑仗特殊的地位攫取了大量的社會財富，更有甚者，一些腐敗官員不惜突破道德底線，為金錢和安逸無法無天、利令智昏。從這樣一個角度，我們或許很容易認同奧斯博格的觀點:一些中國人富裕了，但他們致富的過程缺乏正當性，他們致富的方式令人不安，即使他們自身感到心安理得。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導致中國人的道德水平出現下滑呢？這無疑是一個可以大書特書的題目。但無論怎樣的解釋和什么樣的原因，有一個是繞不開的，也是根本的，那就是迄今中國社會尚未出現一套深得人心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這套體系不僅是調節人與人關系的準則，也是刻畫道德水平的基準和尺度。

在傳統中國文化中，道德其實被置于非常高的位置。例如，管仲認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里的“倉廩”和“衣食”都屬物質層面的東西，可由經濟發展來帶動，而“榮辱”和“禮節”則屬道德范疇。上述這句廣為人知的話語描述了人們收入水平提升，道德水平也相應提高的情形。不過，當今中國的社會現實卻使得管仲的主張難以成立，因為收入水平的增加并未推動道德水平的提升。

其實，管仲還有所謂“四維”論，認為“禮、義、廉、恥”是一個國家得以維系的精神支柱，若“四維不張，國乃死亡”。由此可見，道德水平在中國傳統思想中享有的地位，不僅遠高于物質條件的存在，而且還關乎國家的生死存亡。用通俗的話說就是，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都非常重要，不可偏廢。這或許是奧斯博格讓我們展開的有益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