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獲勝的安倍政權，獲得了政策決定上最理想的自由度，然而它也迎來一個無法避開的難題需要做出決定：是否如期提高消費稅率，推動其大肆宣揚的成長戰略。

在資本市場上，按安倍經濟學的成長戰略實際上等同于對結構改革的期待，因為安倍經濟學提出的今后10年潛在成長率2%這一目標的達成，意味著安倍需要將實際GDP增長率提升到2.7%之多。要知道日本在1990年代以來的成長率平均值是0.9%，2000年以后的平均值只有0.8%左右。2000年到2007年全球經濟欣欣向榮的時代，美國也只有1.4%，而英國2.3%，德國1.3%，法國1.2%，很顯然，除非出現新的泡沫經濟，日本僅僅憑借量化寬松和日元貶值顯然是無法實現2.5倍的經濟增長率的。

去年11月以來的日股飆升和日元貶值在統計上存在高度的正相關，和2003-2004年小泉時代的股價復蘇完全不同。這其實只反映了一個道理，即便沒有大刀闊斧的結構改革方案的話，至少也得在財政，社保制度上有點動作來堅定市場的信心。畢竟日本巨額財政赤字的一個很重要事實背景是，低成長時代依然必須為高成長時代打造的社會保障制度買單，倫理上的考量在經濟現實擠壓中顯得越來越蒼白。最為麻煩的是，很多人不愿意面對這個事實，期待麻藥般的寬松貨幣政策能促使經濟增長從而掩蓋各種問題，但事實上如果不改革其社保制度，破產只是時間問題。

開源和節流到底誰優先的爭論持續了多年，改革呼聲不斷為金融危機打斷，又不斷在危機后重演。在法人稅、資產稅潛力不大的情況下，提高消費稅率也爭議了幾十年。但由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橋本龍太郎政權的緊縮財政政策遭遇的苦澀經歷，其后歷屆日本政府都對此心有余悸。這次安倍在大選勝利后就毫不猶豫地打起了太極，學起了美聯儲對退出QE的口吻：一切看今后經濟指標而定。

統計顯示，今年日本出口對美保持不錯的勢頭，但對中國依然疲軟。在美國CPI中的汽車(行情專區)子項目溫和上揚的情況下，名義價格的下跌為汽車業帶來了好處，但工業用機械(行情專區)等行業因中國抑制產能過剩的努力和降低經濟增速的影響顯得疲軟。盡管人民幣實際上和美元掛鉤，但沒有觀察到任何匯率貶值帶來的正面效果。名義匯率的變化帶來的好處是有限的，實際上很多人都開始意識到日元貶值效果的消失只是時間問題。

由于市場對日本財政狀況的憂慮遠比日本政府要嚴重，消費稅率的上調帶給市場的預期其實是：為了中和其痛楚，貨幣政策將長期維持寬松局面，日元即便沒有進一步貶值也不會上揚。但安倍如果食言的話，其改革色彩倒退很可能引發日元貶值和日股上揚的局面倒轉。長期利率的上揚壓力不但會誘使日元和美元利差縮小導致日元升值壓力，更會迫使日本央行更多的支持債券價格。當然一些無法轉嫁成本的企業因此得到茍延殘喘的機會，但這也意味著安倍政權極力要打倒的所謂的通縮意識的延續，這一點實際上也是安倍的再通脹智囊團中很多人最為矛盾的地方。但無論如何，安倍面臨重大抉擇的事實是無法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