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和一家地方國企的領導人交流，企業是所在城市的經濟和財政支柱，一般都是市委常委一級的干部到企業擔任董事長。他說自己的苦惱有兩個：一是年年必須增長，不斷上規模，不能像民企那樣允許“波動”；二是政府常常會把一些辦不下去的國企行政性地劃給他們，要他們幫助消化。長期這樣做的結果，是企業的多元化程度越來越強，原有主業在整個企業集團的收入占比下降到不到1/3,5萬多員工中差不多4萬人都是并進來的其他產業的員工。

這樣的問題在不少地方都存在，其本質還是，究竟應該如何把握好政府和國企的關系，中間的合理邊界到底在哪里？

國企改革是一個老問題，但因為涉及到所謂“國企是執政基礎”的看法，始終無法從根本上突破，也就是真正讓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基礎。

憲法第六條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第十一條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既然多種所有制經濟被包含在基本經濟制度之內，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又怎么可能不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執政黨的執政基礎呢？不錯，黨就其起源而言有階級屬性，但階級屬性本身也在歷史性地變化之中，特別是在成為執政黨之后。“三個代表”理論的提出就是在回應歷史的新變化。執政黨的執政基礎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絕不止于“國企”。

現實和許多研究都表明，相比民營企業，國企擁有較多的資本、原材料(行情專區)和中間投入，但總產量和附加價值份額相對偏少。國企的大部分利潤來自少數國企，它們的盈利能力常得益于競爭少、廉價資本、土地和自然資源，以及通過特殊地位獲得的政府采購、銀行(行情專區)支持等方面的傾斜。但從經濟發展的規律看，只有讓民營企業與國企在關鍵領域展開競爭，才能對推動經濟增長發揮重大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