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卸任銀監會主席后，劉明康少了很多羈絆。出現在公眾視野中時，他會更加直接發表他的看法和見解。作為技術型官僚的代表者，他仍保持不停的思考，而對于我們給出的問題，他幾乎沒有任何回避。

　　《21世紀》：2003年開始的國有銀行改革，成效是非常大的。但是到了2009年，“四萬億”刺激政策之下，銀行體系大量的信貸投向政府融資平臺，一些批評者會說，金融危機背景下政府和銀行之間關出現了“扭曲”，國有銀行改革出現了管理回潮和改革不深入的話題。這個過程中，您作為監管者，有沒有感到遺憾的地方？

　　劉明康：2008年下半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中國GDP連續7個季度的下滑，最后四個季度的連續下滑是非常嚴重的。2009年的2季度，GDP年化率只有6.3%。這種情況，改革開放后我們只發生過兩次。如果說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們的沖擊不大，那么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們的沖擊就夠大了。這時候需要一個政策，拿今天的話講叫放量寬松，把GDP和就業穩住，來贏得一點時間，深化改革轉變發展方式，因此我不遺憾當時的放量寬松，拿今天全球的標準來看，我們當時的放量寬松還是有限的，而且是可控的。

　　2009年，雖然全年新增貸款高達9.7萬億，但是9.7萬億的增量只發生在2009年的第一和第二季度，到第三季度、第四季度迅速把它降下來了，到了2010年就從前一年的9.7萬億下降到7.9萬億，這么大一個經濟體，給這點量在全球來看都不算什么。

　　然而，放量寬松的目的是買時間求改革，求轉型，而非僅僅求穩定，但是很遺憾，這些關鍵領域和相關產業、行業沒有改變自己的發展模式，沒有像銀行業一樣去引進機構投資者，打掃房間，改變體制、機制，認真通過重組壓縮過剩產能；相反，過剩產能和土地財政又繼續往前擴張。

　　2008年時，我和原寶鋼董事長謝企華就討論過鋼鐵已經過剩了的判斷，那個時候全國鋼鐵產能逼近5億噸，到去年居然突破了10億噸，只有70%左右的開工率，還有大量庫存和拖欠款項。短短幾年，產量整整翻一番，鋼鐵業幾乎全行業虧損。

　　我覺得市場、政府都有責任，我們今天要往前走，政府應該做什么，市場應該做什么，必須十分清楚。金融只是一個手段。

　　地方政府債務高達10.7萬億是審計署公布的。今天，在這個問題上，地方政府沖動依然很大。當然，銀行業也有自己的問題，應當繼續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有幾家銀行從平臺貸款中抽回貸款？有，我看不是大量的。當然，這個問題也要客觀看待。應該從國家戰略出發，給地方政府，特別是中西部省份經濟發展予以統籌支持。

　　如果一個項目已經出現在過剩產能里面，又是國有企業投的，沒有很好講風險管控措施，就該關停，寧可讓他形成半拉子工程，也比建成好。建成就創造了一個新的魔鬼，最后沒有效益，欠賬更多，清退員工也不容易，社會穩定都成問題。

　　《21世紀》：2012年以來，各界呼吁新一屆政府推進經濟改革和金融改革的呼聲就一直不斷，金融改革涉及到幾個關鍵詞：匯率、利率市場化、人民幣資本項目自由兌換，在您看來，中國金融改革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劉明康：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人民幣國際化我都贊成，這都是市場化改革的一些重大內容。但是要放在一個大的環境下來看，比如當我們的項目運作、企業生產如果說還是以老一套為主的，那么它對這三個東西的敏感性就會很差。比如借錢時本金都不想還你，利率市場化對它有什么意思呢，利率成為價格杠桿對它來說沒有敏感性。

　　這說明了有一個重要問題，整個金融改革一定要置于大的環境下分析，整個經濟和社會的改革要大力發展，這是個前提，否則事倍功半。這些改革可以做，不能說一點效果都沒有，它在民企、外企是起一些作用的，但是一部分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或許不起作用的，在政府平臺是不起作用的，幾十萬億當中不起明顯作用是個問題嘍。這是一個大的觀點。

　　第二個觀點是改革的次序選擇很重要，首先要搞好利率市場化，然后才是匯率市場化，這是客觀規律。沒有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怎么去定價？最后才是資本賬戶項下的開放。資本賬戶項下的開放，如果沒有一定的保護措施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國家和別的國家不一樣。

　　資本賬戶開放了以后，一有風吹草動短期資本就會走，所謂資本賬戶項下開放就是外面的海量資金可以買房地產、股票、債券，這和項目上的長期投資完全不一樣。隨時都可以拋，隨時都可以買，老百姓跟在后面，一馬當先后面就有萬馬奔騰，最后它跑掉了，大馬跑不掉。

　　改革思路應該非常清晰。大的環境必須要頂層設計統籌兼顧，在大的環境有序推進深層次改革開放的條件下，金融改革開放才會更有意義，價稅改被奉為圣旨是一個誤區，價稅改在整個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不往前走的情況下照樣事倍功半，矛盾此起彼伏。

　　《21世紀》：您近期還關注金融改革哪些議題？

　　劉明康：第一個是法治，當前金融立法還存在很多缺陷。上位法和現在一行三會部門的指引之間還是有距離的，另外監管部門之間的指引、標準，對風險和違規處置的方法也不完全一樣，而現在已經出現了一些創新與混業的情況，這種不一致會造成市場上的困惑，也可能演變成很大成本。

　　第二，要加強對一些問題的思考和改革力度，比如說我們習慣于通過貸款規模來管貨幣流通量，調控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作為宏觀調控的一個主要手段，這應該值得反思。畢竟整個市場上的資金流動量只有50%都不到是新增貸款，社會融資結構已經發生很大變化。

　　如果仍然按年管，按季度管，甚至按月下規模計劃，控制的只是對微小企業，民營企業，服務于實體經濟的企業，而更大的一塊，游離在外面的，你是管不到的，而這些東西對實體經濟和創造就業不但沒有很大的作用，還很有可能因為逐利而吹出各種泡沫。這個我覺得應該對過去的規模管控和貨幣調控應該有大的改進余地。

　　第三個，銀行改革不能滿足于現有成果，我們只走完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還要繼續往前走，舉個公司治理方面的例子，這里面還有不少控股股東行為和影響問題，不管他是民營大股東還是政府大股東，他們在董事會、經理層和監事會中的責權進一步合理完善和公司治理水準的進一步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提高管理水平，培育信貸文化和完善治理機制，提高透明度，這是永無止境的一個改革過程。

　　第四個就是金融服務要真正面對實體經濟，搞好微小企業和中小企業的融資與服務，搞好國內外貿易融資與服務，搞好項目融資，搞好綠色經濟相配套的金融服務，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再有一個就是透明度建設，尤其需要一個更完善的全社會的征信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