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趨勢，仍在持續。從2011年到2050年，全球將新增人口23.32億，其中城市人口將增長6.2億。在中國，根據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過去5年，我國城鎮化率由45.9%提高到52.6%。未來10年，按照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1.2%計算，將再有2億多農民進入城鎮，加上現有的1.6億農民工，新增城鎮人口將達4億左右。從這個意義上說，全球的城市化很大程度就是指中國的城鎮化。

然而，現實的問題是，中國的城鎮化質量并不高。這主要表現在：工業化和城鎮化協調不夠，部分地區城鎮化超越工業化，城鎮化缺乏產業支撐；城鎮規模結構不合理，有些城市人口規模過大，小城鎮缺乏活力，城市空間布局與資源承載能力不匹配，城市功能定位趨同；大量農業轉移人口未能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務，難以融入城市社會，城市公共產品供給不足；部分城市資源利用粗放，環境壓力加大，水資源短缺和空氣污染等問題突出。

因此，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都對中國新型城鎮化寄以厚望。那么新型城鎮化究竟新在哪？與以往的城鎮化如何區分？如何避免“走老路”的發展方式？新型城鎮化的推進，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的過程？需要在頂層制度設計層面做哪些突破？這些都是“中國新型城鎮化學術論壇暨2013年春季城市建設論壇”重點探討的問題。

中央黨校原組織部長、歷屆中央“一號文件”的參與者和起草人張虎林指出，貧富差距的持續加大將帶來嚴重后果，推進城鎮化建設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決三農問題，消除城鄉實質性差距，更好地發展經濟。

新型城鎮化的實施，資金問題首當其沖。基礎設施和配套服務建設，都意味著巨大的資金投入。財政資金如何與社會資本有效結合，并得到有力的監管？在新型城鎮化中又如何避免新的地方債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承惠、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陳玉宇等認為，必須改革城市行政治理制度，發揮市場力量的主導作用。

何謂新型城鎮化？

社科院調查顯示，中國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嚴重，就近就業率低：中國城鎮化率約為51%，工業化率為47%，而國際上發達國家城鎮化率約是工業化率的2至3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數據顯示，中國農民工總量超過2.5億人，20%的農民工子女無法入讀全日制公辦中小學校，參加除工傷保險之外的其他城鎮職工社會保險的比率均未超過30%。

在中國人口紅利經歷“拐點”之時，新型城鎮化無疑是重大選擇。那么，相比以往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新”在哪？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指出，城鎮化不是簡單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積擴張，而是要在產業支撐、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實現由“鄉”到“城”的轉變。

在中國新型城鎮化學術研討會上，與會者指出，新型城市化的“新”體現在：城城融合和城鄉融合。城城融合就是老的城區和新的城區、包括城市更新區的融合。城鄉的融合是指把農民吸引到城市中來、真正地成為市民。“在城市的發展和城鎮化的發展中，建新區或者把農民吸引到城里來給戶口，該項問題不難解決，但是我們需要的是人的城鎮化。”

著名城市生態專家、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如松認為，“新”是指觀念更新、體制革新、技術創新和文化復新，是新型工業化、區域城鎮化、社會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生態發育過程。“型”指轉型，包括產業經濟、城市交通、建設用地等方面的轉型。

“城鎮化不是建了多少樓，不是結果導向，而應該是過程導向。”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黨委書記冒大衛表示。目前部分地區出現的新區建設與既有城區建設脫節的問題，主要原因是公共服務與城市硬件建設脫節。當社會熱盼的戶籍改革完成后，公共服務配置能否滿足新市民的需求，政府服務能否有效覆蓋等問題都將是非常大的挑戰。

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陳玉宇認為，城市化中應做到行政層級權力與治理權力相分離。“中國當前處在經濟轉型中，中國城市發展繼承了很多計劃經濟和命令經濟的色彩，從而使得我們得出結論：在下一步的城市化過程當中應該轉變這種政府主導的城市化，變成更加發揮市場力量的、由市場力量主導的城市化，政府只是一個引導的作用。”陳玉宇表示。

有與會嘉賓建議，在下一步的城鎮化發展戰略中，政府的主要工作應是提供服務。“產業是在調整的，政府的職能也應該隨之調整。政府能夠為城鎮化提供怎樣的公共服務職能，這是更重要的。”

城鎮化面臨著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新型城鎮化的問題，如何由鄉村化變成城鎮；第二是現有的城鎮化的轉型問題。新的問題，既應包括土地資源集約化方面的充分體現，包括對城市發展中普遍問題的通盤考慮，而環境問題是城鎮化要面臨的挑戰之一。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持續快速推進，城市對人口的承載和對經濟的貢獻越來越大，同時也面臨日益嚴峻的環境與資源方面的挑戰。如此，中國的城市建設必須探尋全新的解放方案，盡快步入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之路。

環保部污染防治司原巡視員李新民認為，只要有社會經濟發展，就必然產生一系列的環境問題。在新型城鎮化的過程當中，環境保護要作為優先考慮的問題，而不是放在輔助或是保駕護航的位置。

“我們現在談發展也好、社會也好，實際上都離不開環境。環境問題現在是一個熱點、重點，也是各方面關注的問題。應該說，舊的城鎮化索帶來的嚴重環境問題已經讓我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是我們有目共睹的。”李新民指出，“除了交通、能源、居住、教育、衛生、文化等問題，城鎮的環境問題也是比較突出的，城市固體廢棄物等問題是要同步考慮的。”

“我們決不能再重復過去城市發展的老路，如果生態問題解決不好，我們的城鎮化就是失敗的”……作為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理事長，石定寰的城鎮化建言中，生態文明更被擺在最醒目的位置。

從微觀層面講，適宜居住的城市和空間可以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從行業轉型的角度，這不失為一個好的出路。如今中國的城市正在發展的過程中，一些有遠見的地方領導會看到，如果想過多少年之后讓自己的城市和其他的不一樣，那么區隔化、特色的發展、可持續發展最為重要。一個城市為人提供的生活空間、生活質量是不是足夠吸引人？這決定了這個城市定格在怎樣的高度和發展路線。

西盟斯中國區主管合伙人王德全的客戶中有多家大型跨國企業，這些企業在中國投資時，最早選擇投資的切入口和具體地點時，很大因素是地方資源和人才供應，同樣重要的是，外國高管和管理層在當地的生活質量能否保證。

“拋開所有的理論，城市就是人們聚集在一起生活、居住、就業的空間，如果想去發展好它，不管是從GDP考慮還是從規模效應考慮，最重要的是讓個人和家庭覺得這個城市是有吸引力的、可以來居住的。首先它應該是一個居住的空間，讓人來到這里之后覺得生活變得更好，這是最基本的。”王德全認為。

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秘書長李迅認為，城市的存在依托于安全和效率兩個因素。如果城市的發展按照老的模式來走的話，城市也會出現安全問題，比如去年北京7.21的大水，也會出現低效率擁堵的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最后講話的時候，專門談到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他提到了一個詞叫興利除弊，就是說城鎮化是一把雙刃劍，盡管是客觀規律，但是有利有弊。”李迅指出。

國家發改委人力資源研究會秘書長林華在論壇上則指出，城鎮化的最終目標是消滅二元結構，是圍繞著廣大的農民擺脫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原始工作模式、進入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工業，進而進入現代化的城市保障。這里面就有很多的問題，如，新的產業怎樣打造、新的產業園區怎么定位？

“每個地區發達城市和欠發達城市不同，農村脫離土地以后要尋找新的產業模式，在新的產業模式形成集群時才能有新的城鎮，而不是人為造一個城市它就起來了。”林華認為，這個過程中應該做到三個集中：一是，土地規模化集中；二是，人口向城市集中；三是，產業向園區集中。要把好的產業打造出來，將脫離土地的農民變成新型的產業化工人，這樣新型城鎮化的進程才可能按照我們的思路往前走。

如何填補資金缺口？

城鎮化建設包括基礎設施和配套服務建設，意味著巨大的資金投入。此前有媒體稱，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國土資源部、住建部在內十多個部位在內的全國《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規劃2011-2020年》有望在上半年推出，規劃中提及“城鎮化將在未來十年拉動40萬億投資”，涉及20多個城市群、180多個地級市、1萬多個城鎮，以及4億新增城鎮人口。

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包括新型工業化、區域城鎮化、社會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等的建設都需要巨大的資金需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承惠表示，未來城鎮化過程中會存在巨大的資金缺口，地方政府在資金方面的壓力將繼續加大。一方面原因是政府的收入彈性下降；另一方面原因是人口的儲蓄率下降。

那么，城鎮化的資金從哪里來？財政資金如何與社會資本有效結合，并得到有力的監管？在新型城鎮化中又如何避免新的地方債問題？

張承惠建議：首先，在一些經營性的、盡管帶有公益性質的投資領域，要進一步地放開對市場準入的管制；其次，要改革現有的投資管理的方式，從重點控制項目轉為重點控制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同時，需要加快財稅體制改革、調整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稅關系等。

“過去的基礎設施投資，地方政府往往喜歡自己包攬，這種思維需要調整。過去全科醫院、高等教育、金融等很多領域都在限制民間資本進入，今后這些領域完全可以放開，比如醫療、保健、教育、體育、金融等領域，城市供水、供氣、垃圾處理、污水處理等公用事業(行情專區)，完全可以吸引民間資本來投入。”張承惠說。

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提出：“錢從哪來，主要靠民間資本、民營企業。”“現在一個城市每平方公里是1萬人左右，一平方公里的拆、建、修至少30億，一年如果要轉移1200萬農民進程要話3.6萬億-4萬億。”保育鈞指出，城鎮化的投資主體是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政府要有膽量和氣度把它們組織起來，城鎮化和城鎮一體化一定要真正放開。

相關人士認為，“現在我們并不是沒有足夠的民間資本，而是國家如何通過全面的改革將資金引導到更科學、更良好的運作單位去。”

對于城鎮化過程中的資金來源，保育鈞建議：一是，引進民間資本，讓民營企業進城，采取BT和BOT的方式。二是，在農村培養新型民營企業，將城鎮化與新農村配合起來。三是，為農村土地確權、辦證，將農村死的資產盤活，讓農民有選擇的權利：既可以種地、有勞動收入，也可以有資產收入。四是，放開民間資本，讓它進入城市的各個渠道，比如說垃圾問題、比如說農社結合問題。

然而，民營企業參與地方基礎設施建設仍面對很多政策上的障礙。因此，解決城鎮化建設資金來源問題，首先要面對機制放開的問題。政府應當通過機制的設計，讓民間資本自由的、有序的進入到基礎設施建筑領域。不要低估民間資本的力量，一旦放開，其能量不會小于國有資本和進入國內的外資。

中南建設(行情股吧買賣點)常務副總經理陳小平表示：“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民間資本完全有力量做這個事情。”但在發展的過程中，作為民營企業的中南控股依然面臨著種種困難。“比如說，我們作為房產企業，傾向于一二級聯動的模式。但是現在很多地方是禁止一級和二級聯動的，包括有些地方作為基礎設施開發禁止分成，或者分成比例有所限制。正是由于我們有太多多條條框框和障礙，最后導致政府承擔了很多它不應該承擔、實際上也無力承擔的東西。”

陳小平建議，城鎮化一定是“該屬于政府的歸政府，該屬于市場的歸市場，該屬于企業承擔的就由企業來承擔”。只要有一個機制來引導，民營資本就會自發的形成機制，它自己有序的進入這個領域。“現在的問題在于，我們設置了很多障礙不讓民營企業來，或者有很多歧視性的條款，約束了他們進入這些領域。”

城鎮化應該是衡量指標，而不是目標，如果政府把城鎮化作為目標可能會走偏。華人文化產業基金首席投資官李懷宇提出，城鎮化首先是要全面改革，其次是政府要建一個生態系統作為一個目標，不把城鎮化做目標；第三就是發揮個體的積極性，讓投資基金等專業機構可以為整個的建設發展貢獻一些力量。

“我們要把民營資本放出來，但也要面對這背后的問題。”李懷宇介紹，這些問題包括：第一，盡管現在老百姓有錢，但是民營資本還不足夠，還需要聯合包括銀行、信托、債券在內的金融體系來支持。這是一個有待全面改革的問題。第二，金融體系現在面臨著一個問題--被國有企業占用的資源太多，國企、民企在貸款利息等方面境遇兩然。第三，大量的民間資本不知道投向哪里，房地產行業的高速發展亦與之有關。而此外，將民間資本聚集到一起會是很大的數字，但又同時帶來了監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