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舉行的“2012第一財經年會·金融峰會”上，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就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自身優勢發展經濟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林毅夫稱，改變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推動一個國家的發展，最根本的要務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利用自身優勢將最有影響力和最積累最多的資本，改變結構以后再不斷升級。

誠然，諸如世界銀行等的國際機構以及發展中國家自身為經濟發展都做了很多努力，但全世界250多個國家中的大多數卻一直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中——六七十年的努力和追求并沒有達到這些國家的預期目標。究其根本原因，恐怕還是要回歸到發展的思路上。

發展中國家“牛刀初試”

二戰以后，發展經濟學演變成了現代經濟學一個獨立的學科，第一批興起的主流思潮便是結構主義。

林毅夫介紹，彼時，發展經濟學認為發達國家現代化的先進的產業造就了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從而鑄成了高收入水平的強大國家。而相反的，發展中國家以自然資源和農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必然導致生產力低下的窘境。發展中國家想蛻變為現代化國家，就應該擁有如發達國家一樣的產業結構。

于是，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許多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行了進口替代戰略：通過限制工業制成品的進口來促進本國工業化的戰略，由國家動員支援直接發展先進產業。

“通過此類計劃的推行，我們看到了五到十年由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但隨后就是發展停滯和接二連三的危機，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林毅夫說。

“主流思潮是新自由主義形成一個華盛頓共識，即追求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林毅夫指出，“于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動了‘三化’政策，很多發展中國家也按照這個政策推行，二三十年過去了，發展中國家在推行華盛頓共識之后，八九十年代的平均增長率比六十年代的還低，更糟糕的是發生危機的頻率更高。而80年代和90年代也被稱為發展中國家迷失的20年。”

國家之間“田忌賽馬”

實際上，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一些國家和地區就轉向更加開放的貿易戰略，特別是亞洲的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及我國的臺灣地區在經過一段時間的進口替代工業化過渡后，不遺余力地采取了出口導向戰略。

林毅夫認為，諸如“亞洲四小龍”等表現較好的經濟體，所推行的政策都是逆勢而行的。并沒有直接照搬發達國家產業，而是去發展并不起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沒有實施進口替代戰略，而是推行出口導向型戰略。“用自己的長處和別國的短處競爭，就好比‘田忌賽馬’。”林毅夫說。

80年代到90年代是改革的年代，中國、越南、柬埔寨，甚至70年代的毛里求斯都沒有遵循上述那些普遍的經濟技巧，彼時他們追求的雙軌漸進式則被理論界認為是比計劃經濟還糟糕的制度，但這些國家的堅持卻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當時認為是錯誤的觀點，卻帶領這些經濟體走上了一條“繁榮之路”。

林毅夫認為，不管是結構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其側重點都是看發達國家有什么、發展中國家缺什么。或者發達國家什么東西能做好，發展中國家哪些地方做不好。結構主義發達國家有重工業、有現代化產業，而發展中國家沒有，或者新自由主義發達國家市場經濟體制比較完善，發展中國家欠缺。想要迎頭趕上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推行的效果并不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林毅夫指出，我們應該對現代主流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進行反思。他強調，在反思過程中，應該回歸到亞當·斯密，但并不是回歸到國富論，去了解一個國家財富的本質和決定要素。因為對國家的發展而言，了解本質是最重要的。

18世紀前，所有國家的經濟情況都不好，發展基本上也是停滯的。18世紀以后，經濟突然加速，歐洲工業革命令產業結構變遷和技術創新加速，這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但是了解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產業結構下，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決定因素和推動力也是不同的。

林毅夫認為，改變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推動一個國家的發展，最根本的要務是改變其要素服務結構。所謂要素服務結構就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利用自身優勢將最有影響力和積累最多的資本，改變結構以后再不斷升級。這就是新結構主義的精髓：著眼于國內，發掘自身優勢，即所謂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過去的32年，中國的發展勢頭迅猛，但仍是一個中等發達國家，需要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作為一個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體制層面的缺陷必然是客觀存在的，但是了解缺陷背后的遠離，真正的解放思想，推動結構性和制度性的雙重變革才是未來經濟發展的根本推動力。”林毅夫最后稱，或許新結構主義正是走上這條繁榮之路的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