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被稱為“最有良心的經濟學家”，滿頭銀發，一臉凝重。他說：“最近我到一些地方，看到各地地方政府都很著急，希望實現高速度的增長，否則財政問題、社會福利問題都難以解決。然而各地想出的辦法是什么呢？就是投資，大規模的投入。去年主要的辦法是引進央企，在一個省的范圍內引進央企投資，從幾千億到兩三萬億，‘口惠而實不至’。項目列了，進入的卻不是太多。今年的做法許多省如出一轍，都自己作出了氣魄很大的投資規劃。上星期初各地報來的投資規劃大概7萬億，到周末已經到12萬億了，而現在的數字已經達到了17萬億。錢從哪里來就是很大問題。”

　　吳敬璉表示，稍有些經濟學素養或者對過去歷史有知識的人，都會認識到這種方式是不可持續的，這套做法的消極后果也暴露的越來越明顯，存在的問題已經相當危險。“有一個省級地區連年GDP增長都達到了14%、15%的水平，但是投入越來越多，按照本地GDP的總量來說，去年的投資率大概是89%，今年上半年的投資率是多少呢？是本地生產總值的120%。這是可以持續的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不可持續的。”

　　他以高鐵為例進一步說：“高鐵是不是需要發展？是需要的。在某些企業經濟活動比較密集、人口比較密集的地區建設高速鐵路，哪怕是虧損的，但綜合起來對全局是有利的。可是，因為建設高鐵用的是超級的政企合一的企業，運用了國家的力量來進行建設，結果造成了許許多多的問題。比如交通方面的科學家早就提出，鐵路現在的短板是在貨運，而不是在客運。高鐵是客運，把主要資源用來建設高鐵是資源的誤配。用這么多資源進行普遍建設，留下來2萬億的負債，后果會是怎樣的呢？”

　　吳敬璉指出，怎么解決當前所面臨的各種經濟問題、社會問題，出現了很多不同的思路，并且這個爭論一直延續著。比如說，經濟出現了明顯下行的時候就有兩種很不同的判斷：一種判斷認為經濟中各種矛盾的暴露正好是過去的發展方式和舊體制的遺產所造成的，是國家通過大量的干預、用政府投資或者國家銀行的貸款來支撐增長速度；而有人則說這是因為市場自發性造成的，現在對付經濟下行的主要辦法仍然是應用所謂中國模式的優越性，用國家動員資源的能力進行大量的投入。

　　吳敬璉一針見血地給這種發展方式做了定論：在短期能夠支撐很高的增長率，但是長期后果非常嚴重，各種弊端暴露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