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歷史意義的兩會就要開幕了，這一屆兩會之所以被寄予厚望，而且一定能載入史冊，不僅因為它有濃重的“換屆特色”；反過來說，很可能因為要換屆才更增添了改革的緊迫性。

毫無疑問，經濟改革將是今年全國“兩會”最大的熱點，中國經濟要實現穩中求進，要實現軟著陸，必須加快體制性的改革。這一點，高層通過人民日報已經發出“情愿要有瑕疵的改革，也不要不改革的危機”的聲音。有人說，當前全球經濟低迷之下，中國的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又遭遇到空前的壓力，此時加快改革無疑是添亂。而我以為，高層已經下定決心：體制性的改革必須進行，不改革，不僅經濟發展會出現停滯，而且可能傷及中國的政治基礎，傷及政府與公眾間的契約關系。很顯然，如果政府失信于民，可能演變成全面問題。

保增長將成為中國政府未來的首要目標，所謂“穩中求進”只是保增長的代名詞。但如何保增長？靠大規模的基本建設，靠房地產。都不能夠。我們必須汲取“四萬億”刺激政策導致十四萬億各級政府項目的慘痛教訓。而沒有大規模的投資，沒有巨額的資金投入，如何啟動中國經濟內生的生產力呢？痛定思痛，還得靠民營經濟，靠小微企業中蘊涵的創新能力。因此可以判斷，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是適度地“國退民進”，更完整的表述應該是“國民同進”。而改革的試金石，就是一直難產的新36條實施細則的出臺。

在經濟體制改革穩步推進之前，宏觀經濟環境必須穩定，要有穩增長的跡象。今年前兩個月，經濟下滑跡象明顯，具有熱度的行業越來越少。從銀行業的貸款增量觀察，房地產一瘟，很多行業都降溫，而且已經降低到正常熱度之下。指望新興產業？如同指望民營企業小微企業，那是遠水，不解近渴。要立即使宏觀經濟轉好，必須及時調整房地產調控政策。當然，對此問題目前爭議很大，它很可能成為“兩會”代表關注最大的問題。但今年兩會將不會形成一邊倒，房地產市場不會成為代表們一致棒打的產業，相反，很多代表會呼吁中央政府立即對房地產業進行預調微調。雖然有很多人認為，中國房地產調控事關很復雜的政治嚴肅，甚至有人提出，為了保證中國的長治久安，必須忍受房地產市場冰冷所導致的中國經濟“長痛”。我最近觀察到的情況告訴我，過去那種“以時間換空間”的調控方式，已經在推動中國經濟硬著陸，而這條紅線是不能跨越的。要避免硬著陸風險，在保持住目前的政策調控力度的同時，千萬不能加碼，同時要顧忌長遠，進行微調預調。也就是說，兩會將反駁各種要求松綁的聲音，但在實際操作中，要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靈活性。

金融體制改革很重要，它可能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先行官。金融體制改革包括放松民間金融管制和資本市場改革。預計，兩會后這方面的改革力度會很大，甚至讓人目瞪口呆。比如吳英案的重審，新股發行制度的顛覆性改革。必須明確，在中國經濟總量迅速增加的同時，社會融資總量增長幅度是遠遠足，而不是太多。中國銀行業貸款總量雖然很大，但大量小微企業、民營企業仍然得不到貸款。要扭轉這這這局面，改善微觀經濟環境，國內金融環境必須徹底的改善。預計，金融體制改革不僅將成為“兩會”激烈爭議的焦點，而且有關部門會拿出求證方案。

如果進一步分析，經濟體制改革靠什么保障，靠什么指引？一定是相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經濟增量要以民營企業為主，以創新經濟為主，計劃經濟的痕跡就要減少，市場化的比重就要提高。在這個前提下，才能討論是否需要擴大民主，包括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烏坎模式”的確值得關注和討論，也可能會成為“兩會”中中外媒體關注的焦點。但作為經濟學家，我最關注的是如何調整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比重，市場的力量增強了，民主和法治必然增強。

今年的兩會肯定是一次思潮澎湃的“兩會”，爭論會超過任何一屆。但有一個問題可能形成最大共識，就是反腐敗。解決中國很多大問題的突破口可能就在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