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曼時刻”三周年之后，這個世界沮喪地發現，我們依舊遠未走出危機。在上輪危機中，由于各國政府的財政刺激和中央銀行的非常規舉措，全球經濟免于陷入大衰退。但不久，全球債務危機降臨，從美國到歐洲、到日本，政府負債都處于空前的高水平，而深陷主權債務危機的歐元區更是經歷了歐元誕生以來最為危急而困苦的時刻。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早先被樂觀估計的全球經濟增長并未兌現，在國際組織和經濟學家忙著下調全球和國別經濟增長預期時，一場增長危機不期而至。

　　全球如何才能走出這場“未完成”的危機？在歐元和美元的起伏變遷中，人民幣又該以怎樣的方式繼續演繹其國際化之旅？

　　針對這些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朱民日前在“夏季達沃斯”期間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的獨家專訪。在他看來，危機是對政府的政治挑戰，也是對經濟學家的智慧挑戰，而將短期經濟刺激、中期財政緊縮和中長期結構改革結合考慮，是全球經濟走出危機的關鍵。至于和人民幣國際化相關的路徑安排，他認為，不必拘泥于傳統的經濟理論和思維模式，“只要方向是對的，過程就必須實事求是地根據形勢發展來采取相應政策”。

　　四重危機

　　第一財經日報：我們今天正處于一個異常混亂卻又是舉足輕重的時點，舊的危機還沒過去，新的危機又開始了。你如何看待上一場危機和這一場危機的關聯？

　　朱民：我們并不認為這是兩場危機，這其實是一場危機。2008年危機爆發的時候，因為來勢洶洶，所以各國在倫敦的G20會議上采取大幅刺激政策來推動經濟發展。

　　日報：現在回頭看，當時的刺激政策是不是有點過了頭呢？

　　朱民：當時的刺激政策還是正確的。在當時的情況下，對于危機的恐慌和信心缺失是一個大問題，所以刺激政策的力度很大。但刺激政策也擴大了政府債務規模。同時，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的低利率和流動性泛濫，也是今天潛在風險的一個方面。

　　日報：你說“潛在”，是說目前這個風險還沒有全部暴露？

　　朱民：對，現在來看還是一個潛在風險。但與此同時，一個更大的問題是，當初的判斷更多看到的是短期需求的問題，沒有看到深層次的結構問題，所以當時并沒有出臺有力措施來推動供給方面和結構性的改革，以至于現在形成了又一輪增長危機。也就是說，本輪增長危機的根源就在于缺乏結構性改革。

　　日報：也就是說，刺激政策并不能解決經濟增長的問題?

　　朱民：對，刺激政策指向的是需求概念，按照古典經濟學的定義，在市場充分有效的情況下，刺激政策能夠推進經濟結構變化。但目前看來，市場并不完全有效，總需求要推動結構改革，并非那么快速有效。

　　日報：那么重點應該進行結構改革還是從供給角度增加新的力量呢？

　　朱民：從現在的情況來看，結構改革的要求很高，而主要矛盾是怎樣把短期經濟增長和長期結構改革配合起來，實現穩定的過渡。現在經濟放緩已成為一個客觀事實。我們已經把全球經濟增長從此前估計的5%以上，下調至4%左右。美國的經濟增速則從3%下調到1.5%~1.8%，這是一個很大的下調幅度。所以怎樣維持經濟增長變得很重要。但與此同時，吸取以前的教訓，進行結構改革使得增長可持續，也變得同樣至關重要。

　　日報：我們走出債務危機有沒有一個能夠不傷害經濟的解決方案？現在針對希臘，針對很多國家的緊縮政策，都對他們的經濟增長帶來了巨大阻力。

　　朱民：需要做三件事：第一，需要政策來支持并推動現有的經濟增長，因為增長最重要——沒有增長就沒有就業；沒有增長就沒有錢來還債，就無法削減債務。

　　第二，需要有效措施在中期內降低財政赤字和債務，這樣才能贏回市場信任，重新回到市場融資。現實的挑戰就是：債務很高的國家需要回到市場融資，但如果市場不相信其財政政策的話，融資成本就會上升。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短期是平衡增長和緊縮，中期是財政緊縮，那么第三步就是通過結構性改革來推動經濟增長。歸根到底，如果沒有經濟增長，所有的問題都無法解決。而經濟增長又必須通過結構性改革來取得。譬如歐洲的勞動力市場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包括進一步減少壟斷并加強私有化，包括對工業、服務業和房地產業的大規模調整；還有教育改革，推動人力資本的形成等等。這些根本措施，最終會推動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當然，這是一個中期計劃，不可能一夜奏效。

　　所以現在的挑戰是對政府的政治挑戰，也是對經濟學家的智慧挑戰：如何將短期經濟刺激、中期財政緊縮和中長期結構改革放在一起，并和推動經濟增長通盤考慮，這看似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還是可實現的。這需要很多創新，需要走出傳統的思維方式。現在我們面臨的是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我認為還有一個危機，就是關于經濟理論和現有知識的危機。

　　美元興衰

　　日報：拉里·薩默斯日前第一次講到美國陷入“失落的十年”的可能，會變得像日本一樣糟糕。你在國內的時候一直認為美元會走弱。但目前看來，美元比歐元仍稍好一些，雖然兩者波動都較大。你如何看待美元的未來？

　　朱民：這是兩件不同的事情。第一，薩默斯對于美國經濟比較悲觀；還有馬丁·菲爾斯坦，他提出美國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已超過50%；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的穆罕默德·埃爾·埃利安也提出，現在美國經濟很可能會陷入衰退。

　　美國經濟可能衰退，加上美國的財務負擔很重，這對美元的信心會產生沖擊。所以美元不斷走弱。值得關注的是，在過去十年中，美元指數一直在走弱。不過，從目前的整體趨勢來看，各大貨幣體系是相互依賴的。歐洲債務危機導致歐元走弱，這兩種貨幣都在互相既平衡又弱化的過程中。

　　最近的一個比較有趣而又前所未有的現象，就是在美國被調降信用評級之后，理應在美國發生一場債務危機，但十年期美國國債的收益率卻降到了2%以下。由于人們知道美元風險不是破產風險而是信用風險，導致風險轉移到資本市場，形成資本市場的大幅波動。與此同時，長期資本依然不斷流出美元，流入美國國債，也進入黃金、瑞士法郎、日元等避險資產。這表明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不可替代的獨一無二的地位和作用，也反映了市場對美元信用風險的擔憂。

　　日報：這會修正你以前的觀點嗎？

　　朱民：這是新的情況。以前我們認為美元會趨于走弱，現在看來美元還是趨于走弱。但美元的不可替代性仍然存在，這與走弱的長期趨勢又相互平衡。

　　日報：現在來看，美元相對于黃金在不斷走弱，幾乎所有的資產相對于黃金都在走弱，黃金會在全球貨幣體系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朱民：黃金其實更多是作為風險規避的一個產品，而很難具有貨幣的替代性，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分。

　　把脈人民幣

　　日報：在當前的全球貨幣體系和格局下，你認為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中國應該最關注什么？

　　朱民：對于人民幣國際化的討論很多，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為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貨幣地位的提高也變得很重要。法國總統作為今年G20的主席，公開提出歡迎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體系的特別提款權（SDR）籃子。IMF也發表公開言論歡迎中國的貨幣加入，這表明世界對中國貨幣地位提高的需求。

　　首先，一種貨幣成為國際貨幣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自由使用，即要具有廣泛的使用性,這正是人民幣國際化所要推動的。目前人民幣在經常項下的貿易結算已經超過1.6萬億元人民幣，使用率很高。與此同時，一種貨幣成為國際貨幣，最根本的是要有以這個貨幣計價的資產可供投資。否則，如果擁有這種貨幣卻無法使用，那么依然無法成為國際貨幣。

　　最近中國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推進人民幣產品，加深市場。我覺得這是很積極的舉措。但要形成人民幣產品的資本市場，需要體制變化、產品變化、市場變化，也需要監管變化。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民幣國際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已經在朝這個方向走，這是一個很好的趨勢。

　　日報：你講到人民幣需要可供投資的市場和產品，這一點至關重要。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會成為一個市場，上海可能也會成為一個市場。在岸和離岸市場，哪一個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朱民：在經濟發展中，在岸和離岸市場是同時存在的。如果我們看看紐約，它幾乎是所有貨幣的交易中心，就很難區分在岸和離岸概念，這是全球化的一個基本趨勢。

　　日報：對于人民幣加入SDR，你認為這更多具有象征性意義，還是能夠真正推動人民幣走向國際化？

　　朱民：人民幣加入SDR當然是一件很實質性的事情，不是象征性的。因為SDR作為一個國際貨幣的統一單位，對于人民幣的信心和地位，作用都非常大。對于人民幣的流通和使用的影響也很大。

　　日報：按照目前IMF的時間表，人民幣加入SDR大約會在什么時候？

　　朱民：我們有審議SDR籃子的時間表，但也可以根據具體情況來作出調整。

　　日報：對于人民幣未來的大方向，普遍觀點非常一致，但是針對一些具體問題，目前在國內有較多爭論。例如，有些人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次序搞錯了，應該先利率市場化，其次才是國際金融自由化改革，包括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可兌換。還有人認為，應該先動匯率，后動資本項目，而資本項目和人民幣國際化關聯在一起。所有這些次序糾纏在一起，讓學界開始產生懷疑：人民幣國際化是不是走得太快了？

　　朱民：中國政府其實已經很明確地表明要讓人民幣匯率市場化、人民幣逐漸國際化，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政策方向和取向。具體應該怎么走，要根據實際情況來看。這次危機一個最大教訓就是，傳統的經濟理論和思維模式并不一定是對的。在這一點上，大家都形成了共識，但對未來的探索還有很多不明確的地方。所以，只要方向是對的，過程就必須實事求是地根據形勢發展來采取相應政策。

　　日報：IMF在今年7月21日針對中國的第四條款磋商報告中，堅持認為人民幣被顯著低估，但中國政府對此并不認同。你怎么看待兩者的不同意見？

　　朱民：IMF的定義是人民幣匯率低于中期的均衡水平。這個很重要——首先是“低于”，其次是“中期”，第三是“均衡水平”。我們有我們的模型來估算均衡的中期水平。如果中期達到均衡水平，對整個經濟金融穩定和貿易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認為人民幣低于中期的均衡水平，所以由此希望和建議人民幣在中期內逐漸趨于均衡水平。在這個意義上，我想中國和IMF并沒有異議。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