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升任IMF副總裁或許象征意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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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預期,IMF新任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提議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特別顧問、中國央行前副行長朱民擔任該組織副總裁一職,這是IMF新增的第四個副總裁職務。拉加德說得很漂亮,朱民“對I…
一如預期,IMF新任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提議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特別顧問、中國央行前副行長朱民擔任該組織副總裁一職,這是IMF新增的第四個副總裁職務。拉加德說得很漂亮,朱民“對IMF的機構制度有著深刻的見解,我期待著得到他的建議。”
朱民是專業人士,著名經濟學家,2010年2月出任IMF前總裁卡恩的總裁特別顧問。卡恩因性丑聞辭職,坊間一度傳出新興國家有意提名朱民為IMF總裁候選人的信息。事實證明,這不過是輿論的一廂情愿。現實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決定了IMF總裁目前還不可能由一個中國人來擔任。
經過一番大國博弈,法國人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接替她的同胞卡恩成為IMF總裁。值得一提的是,在后卡恩時代的總裁博位戰中,中國高調支持拉加德。因此,此番朱民擔任該組織第四個副總裁職務,既是中國經濟實力的體現,也是拉加德對中國的回報,既向中國示好,又不觸及歐美的核心利益,不得罪歐美當局,是一種折衷的人事安排,出了一張絕好的人事牌。
戰后全球經濟格局,一直以美、歐主導,突出體現在美歐分肥機制上,即形成了世界銀行由美國人主導,IMF總裁由歐洲人擔任的慣例。直到近年來,隨著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的興起,尤其是中國綜合實力的提升,才有了新興國家希望調整或改變由西方人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聲音。
而美歐則流年不利,先是美國華爾街風暴誘發了全球性金融危機,繼而歐洲發生主權債務危機,而且日本陷入長期經濟低迷。西方國家的集體沆瀣,讓新興國家的膽氣增加,并要求在IMF內擁有更多的投票權。根據2010年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方案,“金磚國家”在世界銀行的投票權將大幅增加至13.1%,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將達到14.81%。不過,從“金磚國家”2010年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大于60%(同期發達國家的貢獻率只有30%左右)看,新興國家在IMF內依然屬于配角。尤其中國,經過幾次配額和投票權調整,中國在組織內的話語權依然和其全球第二大經濟和貿易雙料強國的地位不相稱。
雖然西方媒體將朱民未來的新職務解讀為中國日益提高的影響力和新興市場日漸加大的話語權。但諳熟國際關系和IMF運作的觀察家們都曉得,這種象征性意義并不會化作現實的利益。
從國際關系而言,西方國家一直在抱團守住世界銀行和IMF兩大組織主導權。對美國而言,選擇一個歐洲人更讓其有衛道西方機制的安全感。所以,在卡恩辭職,輿論探討中國人是否有機會時,《華爾街日報》認為,美歐都不會同意讓一個中國人成為IMF總裁。在歐洲,與其說是對一個國際組織職位的爭奪,不如說是對歐盟傳統榮譽的捍衛。而且,在攸關歐盟整體利益的國際博弈中,歐盟向來是用“一個聲音”對外。
就此而言,如果朱民擔任IMF的第四個副總裁職務,固然是中國影響力的體現,或者說安慰了新興國家,但其實更具榮譽意味:一是IMF的組織架構決定了朱民只是拉加德的助手,不是國內正副職“民主集中制”的決策模式;二是中國在這一組織的話語權并沒有根本的變化。在歐美國家成員一貫霸占IMF總裁和第一副總裁的人事框架基礎上,增設的第四副總裁能增加多少把握話筒的機會,令人生疑。
或者換句話說,朱民若升任IMF第四副總裁,IMF的基本格局還是沒有變,倒是中國的責任更加重了。
來源:是證券報
朱民是專業人士,著名經濟學家,2010年2月出任IMF前總裁卡恩的總裁特別顧問。卡恩因性丑聞辭職,坊間一度傳出新興國家有意提名朱民為IMF總裁候選人的信息。事實證明,這不過是輿論的一廂情愿。現實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決定了IMF總裁目前還不可能由一個中國人來擔任。
經過一番大國博弈,法國人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接替她的同胞卡恩成為IMF總裁。值得一提的是,在后卡恩時代的總裁博位戰中,中國高調支持拉加德。因此,此番朱民擔任該組織第四個副總裁職務,既是中國經濟實力的體現,也是拉加德對中國的回報,既向中國示好,又不觸及歐美的核心利益,不得罪歐美當局,是一種折衷的人事安排,出了一張絕好的人事牌。
戰后全球經濟格局,一直以美、歐主導,突出體現在美歐分肥機制上,即形成了世界銀行由美國人主導,IMF總裁由歐洲人擔任的慣例。直到近年來,隨著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的興起,尤其是中國綜合實力的提升,才有了新興國家希望調整或改變由西方人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聲音。
而美歐則流年不利,先是美國華爾街風暴誘發了全球性金融危機,繼而歐洲發生主權債務危機,而且日本陷入長期經濟低迷。西方國家的集體沆瀣,讓新興國家的膽氣增加,并要求在IMF內擁有更多的投票權。根據2010年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方案,“金磚國家”在世界銀行的投票權將大幅增加至13.1%,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將達到14.81%。不過,從“金磚國家”2010年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大于60%(同期發達國家的貢獻率只有30%左右)看,新興國家在IMF內依然屬于配角。尤其中國,經過幾次配額和投票權調整,中國在組織內的話語權依然和其全球第二大經濟和貿易雙料強國的地位不相稱。
雖然西方媒體將朱民未來的新職務解讀為中國日益提高的影響力和新興市場日漸加大的話語權。但諳熟國際關系和IMF運作的觀察家們都曉得,這種象征性意義并不會化作現實的利益。
從國際關系而言,西方國家一直在抱團守住世界銀行和IMF兩大組織主導權。對美國而言,選擇一個歐洲人更讓其有衛道西方機制的安全感。所以,在卡恩辭職,輿論探討中國人是否有機會時,《華爾街日報》認為,美歐都不會同意讓一個中國人成為IMF總裁。在歐洲,與其說是對一個國際組織職位的爭奪,不如說是對歐盟傳統榮譽的捍衛。而且,在攸關歐盟整體利益的國際博弈中,歐盟向來是用“一個聲音”對外。
就此而言,如果朱民擔任IMF的第四個副總裁職務,固然是中國影響力的體現,或者說安慰了新興國家,但其實更具榮譽意味:一是IMF的組織架構決定了朱民只是拉加德的助手,不是國內正副職“民主集中制”的決策模式;二是中國在這一組織的話語權并沒有根本的變化。在歐美國家成員一貫霸占IMF總裁和第一副總裁的人事框架基礎上,增設的第四副總裁能增加多少把握話筒的機會,令人生疑。
或者換句話說,朱民若升任IMF第四副總裁,IMF的基本格局還是沒有變,倒是中國的責任更加重了。
來源:是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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