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危機仍舊蔓延和日本經濟連續三個季度負增長的形勢下，美國債務危機對不確定的全球金融市場和不穩定的世界經濟復蘇無疑是火上澆油。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不久前接受《周末澳大利亞報》采訪時說，過去數周，世界從一場“雜亂無章的”復蘇中走出，眼下正邁入更危機的新階段。他認為，“多數發達國家已經用盡財政(政策活動)空間，寬松貨幣政策也已用到極致”，全球經濟今后可能面臨“全新且更危險”、最嚴峻挑戰，決策者必須果斷抉擇、盡早行動以應對危機。

　　美債危機是早已埋下的定時炸彈

　　美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經濟體、最大市場和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美國債務危機仍殃及全球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走勢。

　　美債危機主要是宏觀政策所致

　　●40年來，美國36個財政年度出現赤字。目前，平均每個美國人負債4 .6萬美元，早已深陷入不敷出的債務危機困境

　　1830年，美國還清了國債，這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實現國債為零。此后，美國多數年度都出現財政赤字，國債不斷增加。綜觀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財政史，共和黨執政期間，美國財政赤字急劇擴大和國債大幅度增加；而民主黨執政期間，美國財政赤字較少甚至出現盈余。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世界經濟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維持了穩定的增長，各國貨幣中只有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以固定匯率與美元掛鉤。1971年8月15日，隨著美國公共財政因越南戰爭而陷入困境，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掛鉤，浮動匯率制拉開了序幕。從此以后，美元繼續維持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

　　英國《星期日電訊報》2011年8月14日刊登題為《放棄金本位是個致命的錯誤，我們現在正為其埋單》的文章指出：“越審視經濟史，有個事實變得越明顯，即這是現代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決定之一。”文章認為：“如果不是這一決定，很可能我們將不會經歷過去4年的危機，甚至能夠避開不斷困擾世界市場的一次又一次危機，我們也許不會面對經歷的自2008年以來市場波動最激烈的幾周。”

　　40年來，美國36個財政年度出現赤字，共和黨人里根在1981年至1988年擔任總統期間，大幅度降低富人稅率被稱為實施“劫貧濟富”的稅收政策，與此同時，實施“星球大戰”計劃，與蘇聯展開大規模軍備競賽，8年期間，財政赤字達到13387億美元，超過從美國建國到1980年206年財政赤字之和。共和黨人喬治·布什在1989年至1992年擔任總統4年期間，美國財政赤字達到9335億美元。民主黨人克林頓在1993年至2000年擔任總統期間，稅收有所增加，軍費開支有所減少，前5年累計財政赤字為6444億美元，后3年出現財政盈余4303億美元。共和黨人小布什在2001年至2009年擔任總統期間，在為富人減稅的同時，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除2001年仍有1578億美元財政盈余外，7年財政赤字達到22719億美元。到2011年5月16日，美國國債總額已從1992年的3萬億美元增加到14.29萬億美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 F)7月24日發表報告指出，美國國債已占其國內生產總值(G D P)的99%，預計2012年將達到103%。按3.087億人口計算，目前，平均每個美國人負債4.6萬美元。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6月份寫給國會議員的信中指出，美國政府每花1美元，其中40美分是借的。包括國債在內，美國公私債務總額已高達55萬億美元，人均負債17.6萬美元，家庭平均負債67萬美元，而美國年度稅收僅約3萬億美元，中等家庭年均收入約5萬美元。美國已經深陷入不敷出的債務危機困境。

　　美債危機加劇特別是美國主權信用評級被下調，引起全球股市恐慌，8月8日被稱為全球股市的“黑色星期一”，全球股市暴跌，至少蒸發數萬億美元。市場現在擔心的不僅是美國經濟可能走向二次探底或衰退，而且美歐債務危機可能把西方經濟拖入漫長停滯期。

　　美元貶值損人利己

　　●美國利用匯率武器使美元大幅貶值，結果凈賺3 .408萬億美元，相當于同期美國軍費開支總和

　　早在1971年擔任尼克松政府財政部長的約翰康納利就坦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世界)的問題。”

　　美國利用匯率武器損人利己由來已久。有學者指出：美國人通過借債把危機轉嫁給債權國，如果債權國拋售美債，美債價格必然下跌，從而導致美債縮水；另一方面，為了避免本幣過快升值影響出口商利益，債權國又被迫購入美元打壓本幣匯率，這又導致債權國繼續增持美債。總之，債權國被美國所綁架。

　　西班牙《起義報》2011年8月4日發表題為《為何美國和美元都不能倒下》的文章指出，控制和操縱資本主義世界“美元化”經濟的是金融集團和跨國公司，它們以美聯儲和華爾街為基礎，控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軍工產業等的各項決策。美國采取美元階段性升值和階段性貶值的政策，在美國經濟增速加快和繁榮期，美國提高利率，吸引全球大量儲蓄流入美國，滿足美國政府和企業之需；在美國經濟增速放慢和衰退期，美國則降低利率，誘導美元貶值，損害債權國利益。

　　據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研究，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美元已經歷三輪大幅度貶值。第一輪美元貶值發生在1973年1月至1978年10月。直至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財政部有義務與各國央行以1盎司黃金兌35美元的價格進行兌換。1971年8月15日，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掛鉤，這被稱作“尼克松沖擊”。美國完全拋棄了金本位制，從而正式確定了美元在世界的霸權地位。美元與黃金脫鉤、美元貶值造成主要發達國家都陷入較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所謂“滯脹”困境。

　　第二輪美元貶值集中在1985年至1988年間。英國《星期日電訊報》文章指出，對美元貶值形成決定性影響是1985年日美歐之間的“廣場協議”，西方五國決定聯合介入市場，拋售美元。當時的里根政府面臨財政和經常項目的雙重赤字，被迫以美元貶值來恢復美國經濟。宗良認為，日元大幅升值和泡沫經濟破滅，美國成功地擊潰了日本對美國經濟地位的威脅。

　　第三輪美元貶值始于2002年。美國通過操縱匯率，究竟贏得多少利益呢？據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研究，在2001—2006年期間，美國累計對外借債3.209萬億美元，然而，美國凈負債卻減少了1990億美元，等于美國凈賺3.408萬億美元，其中：美元貶值就讓美國賺8920億美元，資產負債收益差距讓美國賺1 .694萬億美元，其他手段賺1.469萬億美元。美國凈賺3.408萬億美元相當于同期美國軍費開支總和。這就是說，美元霸權創造的超額利益，意味著世界各國為美國龐大的軍費開支“買單”！

　　美國等發達國家難以從虛擬經濟回歸實體經濟

　　●有學者提出，全球資本錯配的風險正在累積，這是一個需要各國協力探索和解決的新課題

　　最近，美國亞洲協會美中關系中心與伍德羅·威爾遜國際研究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發布的特別報告“敞開美國大門？”，就“充分利用中國海外直接投資”重振美國經濟的問題做了全面分析。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總裁顧問左曉蕾認為，其中有關利用新興市場國家的直接投資發展實體經濟，轉變發達國家依賴新興市場國家購買國債的發展模式，是個戰略性的新思維。但是，筆者認為，無論是美國還是其他發達國家，要實現這個轉變絕非易事。

　　自20世紀70年代初美元與黃金脫鉤后，美國經濟逐步走向高度虛擬元，而實體經濟逐步走向萎縮。據美國《紐約時報》(網絡版)2008年10月9日介紹，“金融衍生品市場現在價值從2002年的106萬億美元增加到531萬億美元”，相當于2008年世界G D P60.587萬億美元的9倍和美國G D P 14 .202萬億美元的37倍。資本總要流向可以使之獲得最高回報的領域和地方，資本流入的驅動力來自于投資地能給其帶來的利潤空間。

　　有學者研究顯示，發展中國家購買發達國家國債和其他債券總回報率約為3%—4%，而發達國家集中本國資本和流入資本再投資到發展中國家獲得回報率高達10%—20%。發展中國家購買發達國家債券回報率較低但較安全，發達國家企業不及債券更具有吸引力，而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投資能獲得更高回報率，這些企業怎么可能把投資轉回國內呢？

　　就以實體經濟比較，發展中國家的工資、土地和資源費用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可能回歸發達國家。美國財政部最新數據顯示，美國幾十年來首次出現資本的凈流出，美國投資者正將其美元投向海外，其流動速度比外國投資者將資本投向美國的速度要快得多。而海外投資者仍將其投資投向美國國債和政府擔保債券，仍然遠離那些能夠創造穩定就業的實體經濟企業領域。在20世紀80—90年代，巨額生產資本的大量流入，支持了從1982年到2007年的美國實體經濟發展和就業增加。如今，來自境外資本吹起的是更多泡沫風險，而非實體經濟增長和就業擴大。但是，無論美國還是其他發達國家，都難以改變所謂資本錯配的資本流向和投資格局。

　　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都多于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但是，發達國家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特別是美國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嚴格控制新興大國對美國資源和戰略性產業的直接投資或并購美國相關企業。因此，期待美國敞開大門，接納新興市場國家的直接投資，發展實體經濟，跳出“債務陷阱”，從而恢復全球經濟平衡發展并不現實。

　　有學者提出，全球資本錯配的風險正在累積，如何引導和推動投資者以新的方式運作資本，這是一個需要各國協力探索和解決的新課題。

　　有效應對全球三大風險

　　和平、發展、合作仍是當今世界的主要潮流，國際戰略機遇期的基本條件和大環境基本未變。但是，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我們要有憂患意識甚至危機感，采取切實措施，有效應對全球三大風險。

　　美國次貸和金融危機將持續“發酵”

　　曾任小布什政府財政部長的亨利·保爾森說，他的一生對金融危機和金融機構倒閉看得很多，但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機不僅對美國經濟和人民構成的風險更嚴重，而且“給全世界帶來極大的危害”。

　　2011年初以來，發達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進一步惡化。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8月13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們眼下處于一場新風景的初始階段”，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危機尤其令人擔憂，“可能成為全球經濟所面臨最嚴峻挑戰”。

　　法國總統薩科奇和德國總理默克爾8月16日在巴黎宣布要建立歐元區經濟政府，呼吁歐元區17個國家在經濟政策上更緊密地合作，并提議各國在憲法中規定平衡國家預算的責任，試圖以此阻止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危機蔓延和平息圍繞歐元的風暴。英國《泰晤士報》指出，兩國領導人并未討論市場和專家希望推出的兩個舉措：擴大歐元區4400億歐元的救濟基金“歐洲金融穩定基金”；設立“歐元債券”，使德國和其他國家可以為經濟疲軟的成員國債務提供擔保。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歐元債務”難產反映出歐元區各國仍將各自的國家利益置于歐元區共同利益之上。因此，法德領導人雖然宣布一系列措施和作出新的承諾，但市場反應冷淡。8月16日，歐洲股市出現了4天來的首次下滑，歐元對美元匯率也有所下跌。

　　綜上分析，我們可以判斷，發達國家債務危機將持續“發酵”，全球金融風險將較長時期存在。我們的主要應對之策：

　　第一，與其他國家加強協調與政策合作，推動國際金融機構深化改革和加強監管，要求發達國家切實削減財政赤字和減少債務。

　　第二，調整外匯儲備結構，突破“美元陷阱”。截至2011年6月底，我國外匯儲備達3.2萬億美元，其中美元占2/3左右，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達到1.1615萬億美元，比5月底增持57億美元。美元貶值將使我國外匯儲備面臨巨大風險。我們需要調整債務、債權的貨幣結構，有效應對發達國家債務危機帶來的沖擊，特別是要支持我國企業“走出去”，把部分外匯儲備和美國債券轉為能源和其他礦藏等資源儲備。

　　第三，深化國內金融體制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加強財政收支管理。截至2010年底，我國地方性債務余額已達107174.94億元，要防范地方債務風險。與此同時，我國房地產貸款余額已達10萬億元以上，與2008年相比增加了1倍還多，大大增加了金融體系的風險。我們要防止債務過快增加和債務規模過大。

　　發達國家經濟增速普遍走低

　　2011年6月份，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 E C D )34個成員國整體經濟綜合先行指數為102.2點，環比下降0.3點，為連續三個月下降；西方大國集團經濟綜合先行指數為102.7點，也是連續三個月下滑；歐元區該指數為101.5點，環比下降0.6點，已連續六個月走低。主要經濟指標顯示，發達國家經濟增速普遍走低。英國《衛報》8月18日援引美國摩根士丹利投資銀行預測警告“全球經濟正處在衰退邊緣”。

　　始于2007年12月的美國經濟衰退到2009年7月結束，歷時18個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收縮時間最長、損失最嚴重的一次衰退。按年率計算，2011年第一季度，美國經濟增長率由原先預測的1 .9%，下調至0 .4%，第二季度實際增長1.3%，美國各州和地方政府開支下降3.4%，個人消費開支增幅從第一季度的2.1%降至0.1%，汽車等耐用消費品的銷售下降4.4%。美國唯一有資格評定經濟運用周期的權威機構的多位成員指出，受到消費疲軟和政府開支削減等因素影響，美國經濟再次出現衰退的概率已達五成左右。

　　歐盟27個成員國2011年第二季度經濟環比增長0.2%，同比增長1.7%，低于第一季度增幅。德國第二季度經濟增幅從第一季度環比增長1.3%降至0.1%，法國經濟增速從0.9%降為零。德法經濟幾近停滯。扣除物價變動因素后，第二季度，日本實際增長率環比下降0.3%，按年率計算減少1.3%，這是日本經濟連續3個季度出現負增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 F)總裁拉加德8月15日警告各國政府不要削減開支，以避免引發新的經濟衰退。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沃勒斯坦最近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已經進入了一個不可逆轉的貶值過程，美元是美國持有的最后的主要力量。”主要發達國家實行“以鄰為壑”的貨幣政策，加劇了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導致世界經濟增速放慢。

　　世界進入政局和社會沖突多發期

　　美國《紐約時報》2011年8月14日發表該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指出：倫敦著火了，“阿拉伯之春”觸發了阿拉伯世界反對獨裁統治者的民眾起義；“以色列之夏”讓25萬人走上街頭，抗議買不起房，抗議國家被裙帶資本家的寡頭壟斷所操縱。從雅典到巴塞羅那，歐洲的城市廣場被抗議失業和貧富差距拉大的青年占據；與此同時，憤怒的茶黨橫空出世，擾亂了美國政壇。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極右勢力在歐洲許多國家都出現了抬頭趨勢，而這股極右勢力回潮與就業、移民、安全等諸多經濟與社會問題緊密相關。

　　從2011年8月6日起，始自英國首都倫敦北部托特納姆區，隨后蔓延到曼徹斯特、伯明翰等城市的騷亂令英國人困惑和不安。在20世紀20年代，英國收入最高5%的人占有全國國民收入的1/3。今天，英國在工資、財富和機遇等方面都比自那之后的任何時候還要不平等。2010年，英國1000個最富的人的財產總和就增加了30%。而就業、受教育機會等都成為年輕人難以突破階層身份的障礙。英國《每日電訊報》發表專欄文章指出：“導致倫敦騷亂者產生的原因是一個正在衰落的國家，以及完全忽視這群人的冷漠的政治階層。”因此，“倫敦的下層階級爆發了”。

　　在這次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家庭財富從2007年的66萬億美元減至2009年的48.5萬億美元，縮水17.5萬億美元。但是，富豪財富繼續增加。2010年，有520萬百萬富翁家庭，比2009年增加1.3%。貧富差距拉大、失業以及失望，這些正是人們擔心美國也會出現騷亂的基礎。

　　世界正進入政局和社會沖突多發期，特別是發達國家政局、社會動蕩和西方極右勢力回潮，將對各國產生多大影響，值得各國關注。

來源：經濟參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