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夏斌發布力作《中國金融戰略:2020》，在這部被業界賦予“未來金融業行動綱領”的著作中，夏斌建議以“充分市場化和有限全球化”作為推進改革的總體原則。

如今，當危機再次襲來之時，夏斌面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采訪，仍強烈呼吁“充分市場化和有限全球化”，他還提醒投資者注意匯率制度轉換之時可能發生的風險。

充分市場化和有限全球化

第一財經日報：我們注意到，在您的書中，“充分市場化和有限全球化”，是貫穿始終的戰略思路，其中，“有限全球化”的思路特別引人注意，這體現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體現在資本賬戶漸進開放這些戰略建議上。您為什么這么注重中國金融全球化的程度問題，是擔心金融市場完全開放所帶來的風險嗎？

夏斌：是的。因為在國內改革包括經濟改革、匯率改革還沒到位的情況下，完全開放金融市場絕對會帶來災難性的風險。在這方面國際上是教訓多于經驗。

我怕市場人士不太相信中國學者的話，所以在本書（指《中國金融戰略：2020》一書，下同）中，特別引用了一個西方人、美國前財長魯賓在《不確定的世界》一書中講的話：迄今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開放過程，還沒有出現不發生危機的現象。

“充分市場化和有限全球化”就是指，在金融市場的對內、對外開放的兩個方面，相對而言，對內越快越好，對外相對于對內，要謹慎。就是在匯率、資本項下，人民幣國際化這三個對外開放的核心內容上，要講節奏，要講三者政策的協調與配合，要逐步推進，這就是金融“有限全球化”的主要含義。

匯率制度轉換之時最容易發生危機

日報：談到匯率制度改革，您提到“匯率制度的選擇，更大的風險來源于轉換過程，而非某一種匯率制度本身”，在去年6月啟動“二次匯改”之后，中國的匯率制度可以說也正處于這樣一個轉換過程之中，對于其中的風險和機遇，你怎么看？

夏斌：我在本書第四章第三節“一國如何選擇合適的匯率制度”中，第六點專門講到了你引用的這句話。在第一到第五點中，講了關于匯率選擇的理論很多。從歷史上看，不存在絕對好的和絕對壞的匯率制度，固定和浮動匯率下都有不光彩的危機歷史。

選擇好的匯率制度就是選擇最優的貨幣區。但是對于大國、小國與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而言，什么叫最優？其實是不同的。同時又要考慮，是不是“最優”，還要看你對資本管理政策是否選對了，因為這項政策實際是對匯率制度的一種補充。

而且，不管從理論上說，還是從歷史上看，一國最容易發生危機的時期，恰恰是在匯率制度轉換之際。

我在本書中指出，為什么匯率制度的轉換如此艱難？或者說為什么有風險？因為一方面，一國經濟制度有“路徑依賴”，有些不適應浮動匯率制下的其他經濟制度并不是能簡單轉換到位的。另一方面，我引了巴里·艾肯格林的話來解釋：因為“每個國家的決策并不是與其他國家無關的。它們的自主性源自于國際貨幣安排的網絡外部性”，“一個國家的決策會受到此前其他國家決策的影響”，即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一國決策會受到國際主導的中心貨幣國家的影響，在這方面，非中心貨幣國家并沒有太多的自主性。當然，這并不否認“內因”的重要性。

至于說機遇，從中長期看，中國如此大的經濟體仍處于相對世界各國而言高速的增長，這是最大的機遇。

在高增長階段，我們應該有條件去加快內部的結構調整，擴大消費；在“蛋糕”不斷做大的同時，改善貧富差距，加快財政改革，加快資源價格改革和內部金融改革等，在此基礎上，可以去推進包括多方面內容在內的匯率制度改革，而匯改不僅僅是指人民幣的升值。

就是在今年經濟調整的艱難之年，我仍不否認，同樣存在推進匯率制度逐步調整的空間。在這方面據我觀察，現在的問題，重要的不是學術界、理論界的討論，而是決策層的認識和勇氣。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