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緊急協商如何應對美國主權信用評級被下調和歐元區債務危機擴散對市場造成的沖擊，以安撫目前金融市場的極度恐慌情緒，避免全球股市8日出現崩盤，二十國集團成員副財長、七國集團成員副財長以及歐洲央行上周末接連舉行電話會議。然而，不論是G20還是G7都沒能挽住市場的信心，歐美市場、亞洲股市均遭遇重挫。

不過，綜合分析各方信息，市場顯然多了過度恐慌的成分。雖然美國的債務危機威脅著美國，威脅著美元，威脅著國際金融機制，但危機并不會馬上爆發。而就美債風險而言，影響最大的首先是債權持有最多的中、日、俄等國，其次是處境更加窘迫的歐洲，最后才是美國政府。如果說美債危機經過短時間震蕩之后會有所穩定的話，那么對于中國而言，面臨的已不僅僅是美元貶值帶來的巨額外匯損失，而是如何扭轉“后美債時代”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問題了。

事實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本次美債危機的提前顯現，都向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提出了新挑戰。首先警示的是靠政府發債籌資的投資發展模式需要調整，其次就是原有的大外貿發展思路必須扭轉，從過分依賴國際市場到大力加快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建設，從而推動國內市場的全面興起。因此，要實現“后美債時代”中國經濟的穩定可持續發展，必須要解決上述兩個方面的問題，尤其是國內市場的問題，這是我國內需轉型的重中之重。

目前中國同樣面臨著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雖然目前還不會對經濟造成重大影響，但是在目前的體制下，如果不能找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那么巨大的地方政府債務同樣將嚴重阻礙中國的經濟發展。因此，一方面我們需要積極地尋求解決地方政府債務的可行性方案，另一方面，除了監控現有債務的風險之外，必須恪守財政收支的平衡，扭轉政府過度舉債的思路，尤其在財政資源非常有限的中西部地區，依靠政府信用舉債的模式非得盡快扭轉不可，否則一旦哪個環節掉了鏈子，就將引發金融體系的震蕩，給當地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破壞性影響。

此外，也是目前最為重要的挑戰，就是國內各方眼下都把目光集中在美元貶值帶來的損失等這些直接的影響上，而相對忽視了如何去反思當前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作為美國國債最大的海外持有者，不管美國債務違約還是評級下調，都將令中國蒙受巨大損失。雖然美國國會已就提高債務上限達成了妥協，但世人未能看到美國經濟發展的出路，而這才是問題所在。

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一直持續地保持著經常賬戶盈余和資本賬戶盈余，外匯儲備因此急速巨量累積，而過量的外匯儲備，已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諸多不利影響。一個人均收入位居全球100名之后的發展中國家，數十年來卻一直把錢借給全球最富有的國家，畢竟有違情理。根據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數據，截至今年5月末，我國持有美國國債11598億美元，對這部分存量債券，要想在短期內掉轉船頭，已幾無可能。

而更糟糕的是，作為全球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接受國之一，我們的大量的高收益資產被FDI持有。與此相反，我們通過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換來的美元外匯，卻只能購買美國國債這一些低收益率的資產。據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今年3月末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在我國對外金融資產中，儲備資產占71%。而在對外金融負債中，外國來華直接投資占62%。換言之，我國逾七成對外金融資產集中于低收益的儲備資產。而在對外負債中，高收益的FDI占了逾六成。而國際通行的FDI統計法依據的是市場價值法，由于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大多未上市，沒有據以計算的市場價值標準，所以一直采用歷史成本法，這就忽略了其中巨大的增值部分，進而低估了中國的海外負債，同時高估了中國的海外凈資產。

因此，如何盡快改變這種不正常的貿易發展模式，是中國眼下面臨的最急迫的問題。多年來，大外貿思想始終占據著巨大優勢，該是徹底扭轉這種以舉國資源投入外貿市場的觀念的時候了。

事實上，正是因為我們一直忽略國內市場的建設，造成我國國內市場的流通成本高于國際市場的咄咄怪事。一方面，地方政府到處借錢修建各種收費公路，然后設卡收費，不僅給全國統一市場的流通帶來巨大障礙，而且滋生了各種腐敗問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為了獲得更多收費資源，又不斷舉債，進一步加大了地方債務的償還壓力。

可見，美債危機短時間內造成的損失是個基本的事實，而要解決這種被動的局面的關鍵在于盡快調整大外貿的發展模式，加速推動國內市場的健全與完善。
來源：上海證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