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發展進程正處在新的歷史方位。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格局和外部環境已經并仍在繼續發生廣泛深刻的變化，另一方面，支撐過去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條件出現新的變化，發展進入關鍵時期，改革進入攻堅時期。在這樣一個歷史關口，頂層設計無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十二五”規劃《建議》提出了改革的頂層設計，同樣，發展也需要“頂層設計”。從一定意義上講，中長期規劃的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戰略，就是發展的“頂層設計”，而其核心就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條主線。今后一個時期，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既十分迫切又更加艱巨，既要增強緊迫感，又必須針對國內外環境新變化和經濟發展新特點，采取切實有效的戰略舉措，充分拓展轉變進程中形成的發展機遇和增長空間，最大限度地減少成本和化解風險，力求取得實質性進展。

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五大難題

“十二五”時期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既要化解過去高增長時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又要緊緊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推動我國經濟邁上新臺階，這也意味著這一時期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將更加艱巨。將面臨如下難題：

第一，在外部需求擴張較長時期內難以恢復到危機前水平的情況下，如何有效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擴大國內市場總體規模，改變經濟增長對外部需求的高度依賴。

進入本世紀以來，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生產能力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擴張，并通過國際市場得到有效釋放。在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內外需不平衡、投資消費不協調的問題凸顯出來。2001年至2010年，投資率由36.5%上升到48.6%，消費率則由61.4%下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費率由45.3%下降到33.8%。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我國出口依存度達到35.2%，凈出口率達到8.8%。今后一個時期，主要經濟體需求結構調整使外部需求增速放緩，通過國際市場釋放過剩生產能力的空間縮小；國內人口結構變化和儲蓄率下降，投資率也難以保持在過去的高水平，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的局面難以為繼，迫切要求構建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增強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我們不僅難以適應全球需求結構的重大變化和調整，也難以形成經濟長期持續較快發展的內在動力。

第二，在產能過剩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如何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和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提升產業整體素質和競爭力，改變經濟增長對傳統工業規模擴張的高度依賴。

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使我國產業結構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更加突出地表現出來，工業比重過高且附加值低，服務業發展滯后；過度依賴加工制造環節，決定市場地位和附加值的生產性服務環節發展滯后；高技術產業名義比重提高較快，但基本上集中在價值鏈低端；重化工業產能擴張過快，與資源環境的矛盾不斷加劇。今后一個時期，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推進“再工業化”，在新的技術平臺上發展新興產業部門，我國已經形成和正在形成的生產能力面臨過時和淘汰的風險，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低端加工組裝、缺乏技術創新和品牌的局面難以為繼，迫切要求加快推進新一輪產業轉型升級。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我們不僅難以保持傳統的競爭優勢，也難以在新興產業領域拓展新的發展空間。

第三，在低成本比較優勢開始減弱的情況下，如何加快培育以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為基礎的新競爭優勢，增加在全球價值鏈上高附加值環節的比重，改變經濟增長對傳統比較優勢的高度依賴。

近年來，我國科技投入明顯增長，2009年研發(R&D)經費達到5802.1億元，是2000年的6.5倍，但科技創新能力仍顯不足。2008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有研發活動的僅占6.5%，研發經費支出僅占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0.61%。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的態勢尚未形成，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比重小，且知識產權質量不高。今后一個時期，主要國家搶占經濟科技戰略制高點競爭加劇，我國勞動力低成本優勢減弱，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傳統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競爭的局面難以為繼，迫切要求提升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引領和支撐作用。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我們就難以培育和確立新的競爭優勢，也難以在新一輪國際經濟科技競爭中贏得主動。

第四，在資源環境約束加劇的情況下，如何降低能源資源消耗和排放強度，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改變經濟增長對資源和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的高度依賴。

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8.5%，而消耗的鋼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氣占10%。我國電力、鋼鐵、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輕工、紡織等8個行業單位產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進水平高47%。今后一個時期，國際社會要求我國承擔有約束力的減排責任壓力增大，國內經濟發展面臨的能源資源和環境硬約束更趨強化，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資源支撐經濟快速增長的局面難以為繼，迫切要求把資源環境壓力釋放的過程轉化為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過程，最大程度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資源環境難以承載，生態環境總體惡化的趨勢也難以得到根本扭轉。

第五，在利益格局更加復雜多樣的情況下，如何突破深層次體制障礙，對已經形成的經濟關系和利益格局進行新的調整，改變城鄉、區域和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局面。

近年來，我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不同群體之間收入差距持續擴大。2009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3.3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區是最低的地區2.4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地區差距是4.2倍，城鎮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前10個行業與最低的后10個行業之間的差距為4.1倍，一些壟斷行業、企業高管的高工資、高福利、高保障與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國有困難企業職工等低收入群體的低工資、低福利、低保障形成明顯反差。種種跡象表明，我國正處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的矛盾凸顯期和風險高發期，城鄉區域發展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社會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局面難以為繼，迫切要求調整既有利益格局，加快推進收入分配、要素價格、壟斷行業等關鍵領域改革，加快發展社會事業和改善民生，推進城鄉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難以使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也難以形成經濟增長、公平分配、社會和諧的良性互動。

二、認識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復雜性和艱巨性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必須充分認識其復雜性和艱巨性。我國人口多、勞動力資源豐富但素質較低，城鄉地區之間差異大，現代與傳統生產方式并存，結構性矛盾突出，增大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難度。一些地方對結構調整的系統性和轉變發展方式的緊迫性認識不足，措施不力，影響了發展方式轉變進程。但從根本上說，轉變發展方式進展不理想主要還是受到體制機制的制約，突出表現在市場體系不健全，要素市場發展滯后，資源要素價格扭曲，財稅、投融資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資源配置權過多過大，使土地、資源、環境的壓力沒有通過價格信號充分傳遞給市場主體。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既要增強緊迫感，又必須針對階段性特點和難點，采取切實有效的舉措；既要避免停留在一般性號召上，避免措施不到位、不落實，也要避免超越發展階段和承受能力，把指標定得過高等不切實際的做法。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戰略選擇。2010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4300美元，已經由中低收入國家邁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國際經驗表明，這個階段往往是矛盾和風險凸顯的階段，面臨諸多特有的挑戰。我國在進入這個階段后，勞動力成本趨于上升，高儲蓄率可能發生調整，技術創新“瓶頸”制約加劇，資源環境硬約束強化，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加之潛在增長率趨于下降，各種挑戰更加嚴峻復雜，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既十分迫切又更加艱難。但只要我們堅定信心，更加積極主動地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使之適應發展環境和發展階段的變化，從而避免原有發展方式的制約，最大程度地化解各種矛盾，就完全可以創造的新的增長空間，從而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創造條件。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系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改革開放來以來，我國經歷了一個持續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期，在世界多樣化發展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這個時期最鮮明的特點就是改革開放，最顯著的成就就是經濟快速發展，使我國由低收入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由人口大國變為經濟大國。走向未來，我們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向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邁進，必須堅持以改革開放為動力，把科學發展作為最鮮明的主題，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最突出的主線，實現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使我國由中等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由經濟大國變為經濟強國。

成功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我們就能夠實現既定的發展目標，工業化現代化基本實現，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態環境明顯改善。否則，結構性矛盾還會加劇，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將持續強化，經濟可能出現大的起落或徘徊，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兩種前景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必須大踏步趕上時代發展潮流，開創更加光明的發展前景。

三、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舉措

“十二五”時期，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必須采取切實有效的戰略舉措，充分拓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進程中形成的發展機遇和增長空間，最大限度地減少成本和化解風險，力求取得實質性進展。

第一，堅持擴大內需戰略。

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構建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逐步提高居民消費增長率和居民消費率，增強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擴大中等收入消費群體；較大幅度地提高公共服務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擴大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增強居民消費意愿，減少預防性儲蓄；鼓勵以“住行”為主導的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培育發展文化、旅游和職業培訓等新興服務消費和網絡消費等新型消費業態，完善市場流通體系，切實保護消費者權益。同時，適應擴大內需和調整經濟結構的需要，保持投資合理增長，著力調整投資結構，明確政府公共投資范圍，規范國有企業投資行為，積極拓寬民間投融資渠道。在擴大內需的同時，積極穩定和拓展外需，促進形成內需與外需互動增長的機制。

第二，推進產業轉型升級。

產業結構調整重點要由調整產業間比例關系轉向重點突破制約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環節，著力提升制造業附加值，加快發展金融保險、商務服務、科技服務、信息服務和創意等生產性服務業，加快發展研發、設計、標準、物流、營銷、品牌和供應鏈管理等生產性服務環節，促進制造服務化和服務知識化；適應國際產業競爭格局的新變化，加快培育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構建“核心技術-戰略產品-工程與規模應用”的創新價值鏈，搶占國際經濟科技競爭的制高點。同時，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傳統重化工業，加快傳統產業技術進步、管理創新、產業重組和優化布局，提升傳統產業整體素質。

第三，增強科技創新能力。

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和人才儲備，大幅度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依托國家重大科技專項，采取產學研結合的模式，在高檔數控裝置、集成電路、新型顯示器件、軟件、整車設計開發流程等領域突破一批關鍵核心技術；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優勢品牌的大企業，鼓勵支持企業發展跨國經營，建立全球生產運營體系；在裝備、輕工、紡織、電子信息、生物、新能源等領域打造一批各具特色、創新能力強的產業集群，強化產業鏈的延伸升級和產業集群的分工協作關系。把人力資源開發和人力資本投資作為戰略重點，把優先發展教育和培訓作為提升人力資本的根本途徑，擴大職業教育，實施高端人才引進計劃，促進人才向企業流動，在勞動適齡人口增長帶來的人口紅利逐步消失后，培育和創造由勞動者素質提升帶來的新人口紅利，推動我國由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轉變。

第四，大力推動綠色發展。

大力發展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擴大并網風電和光伏發電規模，因地制宜發展生物質能源，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生產和消費的比重；加快建設以低碳為特征的工業、建筑和交通體系，加強對節能與提高能效、潔凈煤、先進核能、碳捕集利用與封存等低碳和零碳技術的研發和產業化投入；加強工業節能技術改造，推行強制性能效標識，擴大節能產品認證范圍，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和能源審計；對城市現有建筑實行節能改造，新建筑實行節能標準；加快發展軌道交通等低碳交通方式。加強重點地區的生態建設和生態修復，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建設。

第五，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

把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就業落戶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點，鼓勵有條件的城鎮吸納農民工就地落戶，改善農民工就業、居住、就醫、子女就學等基本生活條件，逐步將農民工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和住房保障體系，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提高城鎮綜合承載能力，完善相關的財稅、投融資等配套政策，鼓勵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產業集聚發展，促進農民工就近轉移就業。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加強農村基礎設施，繼續推進農村電網改造，加強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公路、沼氣建設，繼續改造農村危房；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農村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建立公共財政保障的基本制度框架，推動城鎮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進入農村。

第六，堅持區域發展總體戰略。

把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放在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優先位置，給予特殊政策支持，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積極支持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特別是加大對義務教育和人力資源開發的支持力度，增強欠發達地區的自我發展能力；加強對特殊困難地區的幫扶和對口支援，進一步健全長效幫扶機制；明確各級政府在公共服務中的事權和財權劃分，圍繞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基本醫療、社會保障、防災減災、公共安全等關鍵領域，加大中央的轉移支付和各級政府的財政投入力度，促進區域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此同時，要按照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的總體要求，加快推進主體功能區建設，統籌謀劃人口分布、經濟布局、國土利用和城鎮化格局，促進城市化地區增強提供工業品和服務產品、集聚人口和經濟的主體功能，農業地區增強保障農產品供給的主體功能，生態地區增強保障生態安全的主體功能。

第七，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

將調整收入分配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建立有利于提高勞動報酬的職工工資決定機制、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著力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加快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合理確定稅前抵扣范圍和調整累進稅率，減輕中低收入群體稅收負擔，加大對高收入群體的收入調節力度；加快建立國有企業向政府支付紅利和政府紅利收入主要用于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制度。

第八，堅定不移推進改革。

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強化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減少對市場主體的直接干預，進一步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深化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明確各級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事權范圍，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健全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促進財政體制更加公開透明。深化國有控股商業銀行改革，積極引導民間金融健康發展。加快推進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和壟斷行業改革，放寬石油、鐵路、電力、電信、市政公用設施等重要領域的市場準入，明確行政性壟斷企業的經營范圍，保護民間資本合法權益。完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形成引導和激勵市場主體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機制。推進科技和教育體制改革，促進科技為經濟社會建設服務，提高教育現代化水平，增強人力資本對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

來源：經濟參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