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解海外投資風險，一直是中國企業“走出去”所必須面對的一道難題。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18日發布了《中國海外投資國家投資評級》，對26個國家的樣本進行評級分析，旨在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進行風險預警。該評級也是第一份由國內智庫獨立完成的海外投資目的地風險評級。

評級報告認為，生效的投資協定、較低的投資受阻和良好的政治關系，有助于降低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風險。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在報告發布會上表示：“對華關系衡量了中國企業在東道國具體的投資風險，良好的對華關系是降低海外投資風險的減震器。”

“對華關系”指標是此次評級報告的特色指標，為中國海外直接投資量身打造。張明認為，中國需要創建適合自身國情需要的國家風險評級體系。

德國風險最低、蘇丹最高

評級結果顯示，在選取的二十國集團國家和中國投資額較大的共26個評級國家中，德國表現最出色，指標非常均衡，目前與中國關系處于蜜月期，投資風險最低，是唯一的AAA級國家。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和韓國緊隨其后。這些就是風險最低的前五個國家。

而蘇丹由于南北分治，經濟實力嚴重受損，國內政治和安全局勢嚴峻，償債能力薄弱，成為投資風險最高的國家。與蘇丹同處B級風險的是位于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評級報告認為其經濟增長嚴重依賴石油產業，國內外債務負擔較重，社會不穩定因素突出。

評級結果從中國企業和主權財富的海外投資角度出發，構建了經濟基礎、償債能力、社會彈性、政治風險和對華關系5個大指標。在主權債投資面臨的國家風險基礎上，重點關注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面臨的風險。

雙邊投資協定助推海外投資

該評級在對華關系指標中考察了是否簽訂雙邊投資協定（BIT）的子指標，后者分為已簽訂且生效、已簽訂未生效和未簽訂三類。

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博士王碧珺指出，評級中將中美正在進行的投資協定的談判視為一個積極的信號，在美國的評分中，特意將其等同于已簽署但未生效的國家。

而“加快同有關國家和地區商簽投資協定”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第七點“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項下提及的內容。《決定》表示：“擴大企業及個人對外投資，確立企業及個人對外投資主體地位，允許發揮自身優勢到境外開展投資合作，允許自擔風險到各國各地區自由承攬工程和勞務合作項目，允許創新方式走出去開展綠地投資、并購投資、證券投資、聯合投資等。”

同時，要“加快同有關國家和地區商簽投資協定，改革涉外投資審批體制，完善領事保護體制，提供權益保障、投資促進、風險預警等更多服務，擴大投資合作空間”。

目前，中國已簽訂了150多個雙邊投資協定。今年7月，與美國的雙邊投資協定談判進入實質階段，中歐投資協定談判也有望在本周的第16次中歐領導人會晤期間開啟。

投資發達經濟體正當時

報告指出，目前是中國投資者對發達經濟體進行海外投資的較好時機，不僅可以低價購得資產，亦可獲得中國企業欠缺的高端技術。因為，報告認為，發達經濟體一般經濟基礎好、政治風險低、社會彈性高。

但不能忽視的是發達經濟體普遍承擔較高的債務。同時，受意識形態等因素影響，有些國家對來自中國的投資存在歧視。比如澳大利亞，雖然與中國經濟存在極強的互補性，但國內對中國資源和農產品的投資有疑慮，增加了中國投資澳大利亞的風險。中國對加拿大的投資，曾因為中海油收購尼克森石油而備受關注，但加國內對中國國有企業資源類投資政策環境可能趨緊的態勢也增加了投資風險。

總體來看，發達國家的評級結果普遍高于新興經濟體，投資風險較低。其中8個發達經濟體全部排列前十，18個新興經濟體中只有韓國和俄羅斯在前十位，新興經濟體中金磚國家排名普遍處于中游。

盡管新興經濟體經濟基礎薄弱，多因素導致政治風險較高、社會彈性較差、償債能力分化較大，但增長潛力較大，投資回報率較高，再加上與中國的良好關系，新興經濟體是不少中國企業“走出去”試水的首選地。

與國家風險評級一樣，中國海外投資也處于摸索和起步階段。商務部政研室副主任吳頻認為，“走出去”戰略自2001年正式提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發展很快，業務規模增長快、跨國并購多，除了傳統的建筑承包，資源開發和市場開拓都有了很大的進展。

吳頻強調，中國企業“走出去”仍處于低水平，與整體的經濟發展規模和實力不匹配。可以預見，未來對外投資會進入高增長期。相比于已相對穩定的外資吸收規模，未來對外投資是很大的增長點和亮點。海外投資面對著難得的歷史機遇，條件不斷成熟，但風險也很大。

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黃劍輝也認為，3.0版的中國經濟將轉向以“走出去”為重點，把影響力推向全球。“如何解決好‘走出去’中的效益和風險管控，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