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深圳馨海苑進入公眾視野。深圳海關這個超低價分配的“福利房”，因在市場上高價出售，而受到廣泛關注。

深圳海關并非孤例。在北京東四環大郊亭橋東南角，一個名為“廣華新城”的大型經濟適用房項目，被曝定向銷售給中央部委和中石化等，擬售價格只有市場價的五分之一。這使經適房面臨“公務員分福利房”的質疑。而此前媒體報道，鄭州市三分之二的經適房都被相關部門拿走，面向社會公開搖號分配的只有三分之一。

保障房分配正呈現出雙軌制的趨勢，且有日益固化的危險。“如果不解決制度問題，類似事情還會發生”。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副總工程師鄒曉云認為，各地經適房、保障房頻頻變公務員福利房的背后，有著深層次的制度原因。

分配“雙軌”

深圳海關福利房事件暴露出，深圳保障房分配目前仍存在“雙軌”現象。

按照深圳目前的保障房相關法律法規，申請保障房的人群被分為兩類通道，一類是社會申請，一類是人才申請，而可供應的保障房分為公租房和安居型商品房兩種形式。其中，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群，既可以走社會通道，也可以走人才通道；而普通人只有一種選擇。

此外，本報記者查詢深圳住建局網站顯示，最近幾年，深圳仍然存在公務員福利分房的現象，很多空置多年的經適房小區被分給了機關事業單位職工，政府名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按深圳海關的說法，他們有約1100名員工未享受過以前的購房優惠政策，需要單位來解決。這大約就是深圳海關“自籌資金”建設福利房的理由。

廈門市保障分配也是采取雙軌制：公務員申請保障房單列，可以優先社會人群分得優質房源。近日，“廈門保障性商品房第六批1800多社會申請戶，又被‘一刀切’趕到了（廈門）島外，”廈門第六批保障房申請者傅女士告訴本報記者，島內的優質房源已優先分配給機關事業單位。

傅女士稱，公務人員分配保障性商品房的比例嚴重高出普通人群。根據廈門住建局公示信息，至2012年10月，社會申請總共五批才分配到2346號；而截至2012年6月，公務員僅三批就已經分配到3638號。

記者獲得的一份廈門公務人員保障性商品房評分表顯示，公務人員職位級別越高，分數越高，其獲得保障房的優先度就越大。

深圳市民陳小姐、廈門的傅女士都認為，當地保障房分配模式存在嚴重不公平問題，公務人員享有“特權”嫌疑。

制度固化

鄒曉云對本報記者表示，公務員“福利分房”是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留問題。“過去幾十年房子都是國家分配，1998年實行住宅商品化改革后，福利分房仍一直延續到現在”。

公務員福利分房，有“尚方寶劍”。1999年國辦轉發建設部等部門的通知（廳字［1999］10號文），為中央在京機關公務員住房留了兩個出口：一是由中直和國家機關管理事務局統建統分；二是各部委利用自有用地改擴建。

鄒曉云認為，上述文件為公務員“福利分房”留下了制度豁口，“不設期限，各機關部委都可以來建房。”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微博）亦指出，這導致此后多年公務員變相福利分房在各地普遍存在，政府部門和國有企事業單位自建經濟適用房已超出了“自有用地”范圍。

針對此次福利房事件，深圳海關也能找到合法性依據。

廣東省2012年出臺的《廣東省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創新方案》顯示，企事業單位可以利用自有存量建設用地或與擁有存量建設用地的單位合作建設公租房。這一規定也為廣東各地公務員“福利房”提供了合法性支撐。

廈門雖然于2012年9月取消了公務員申請保障房單列的措施，但市建設局對在2012年1月至2012年9月期間在公務員系統內申請的人員，采取了一個“過渡方案”。根據這個“過渡方案”，公務員輪候保障房仍然優先。

鄒曉云稱，政府部門權力太大，可以調動一切行政、資本、土地資源，建造福利房、保障房，或制造政策傾斜于公務員本身，這是公權力對公共資源的挪用與侵占。

如何從制度上解決這一問題？

“首先是要建立嚴格、公開的財政制度，對預算實行嚴格管控。”鄒曉云認為，應該從源頭上對政府支出進行管控，防止土地、資本被投入到新一輪福利房建設。更重要的，是應當逐步推動公務員住房走向市場。“公務員住房不應該由單位解決，而應該走市場化道路。公務員買房，能買就買，由市場決定，不應該搞特殊。”

中國商業地產聯盟理事長顧云昌對本報記者表示，相關部門應該進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將公務員變相“福利分房”逐漸剝離。如進行與住房相關的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給他們提供一定數額的住房補貼。“公務員群體里也有很多是中低收入者，買房存在困難。”顧云昌也認為，應該讓公務員住房走向市場，逐漸減少甚至杜絕變相“福利分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