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環球企業家》報道，涉銅融資規模的快速增長，也使這些“金融金屬”所衍生的信貸危局愈發觸目驚心

2012年2月28日，在江蘇從事銅材進出口貿易的萬榮（化名）一早打開手機，便收到一則來自好友的短信，內容是，市場傳言滬上幾家銀行已經因為“出了騙貸的案子，暫停了銅質押融資業務，并對原有的工業金屬質押貸款重新進行審核”。看到這里，手中尚有幾筆銅質押貸款的萬榮趕緊和工商銀行上海分行的一位熟人取得聯系，希望問個究竟。

此時，緊張的銅貿易商并非只有萬榮一人，如果短信內容被證實的話，那么存放在上海外高橋保稅區倉庫中上萬噸銅材的所有者都將面臨一場嚴峻的資金考驗，因為他們的銅都已經作為質押品在銀行換取貸款，而這則傳言很可能使這些大多已被用于別處的貸款面臨提前還款的巨大壓力。

目前工行上海分行所推出的銅質押融資，主要是指銅材的倉單質押業務。即借款人將所購銅材存入保稅區的倉庫后，由管理倉庫的倉儲公司出具記載存貨人信息及倉儲銅材的品種、數量、質量等信息的倉單憑證，借款人再以倉單作為質押物，向銀行辦理貸款。

所幸，來自銀行方面的答復讓萬榮安心了不少，所謂“全部停止銅質押貸款”的說法并不確切，已經辦理的銅質押貸款只要手續齊全，并不需要重新審核。然而銀行方面一句特殊的提醒，讓萬榮又緊張起來，“雖然現在沒見停銅的質押融資，但難保過兩個月監管機構不出通知，保稅區里的融資銅實在是不少了。”對于在2010年踏足融資銅業務的萬榮而言，這句提醒不啻于將達摩克利斯之劍再次懸掛于他的頭頂。

3月7日，工商銀行總行商品融資業務部門的一位處長也同樣表示，工總行層面“沒有發出任何關于暫停銅質押融資業務的通知”，但他也表示，不排除地方分行出于風險控制的考慮，暫時停止開展某些新的貸款業務。

“從去年到現在，涉銅融資工具基本上是火一個死一個，監管部門還是很介意這種拿工業金屬做融資抵押或質押品的做法，如今雖然是銀行自行加強了相關業務的風險防范，但難說不是監管部門再次叫停的前兆。”萬榮也頗為憂慮地表示，“銅質押融資再死掉，那保稅區里幾十萬噸融資銅未來怎么處理可就真成了難題，死掉一批貿易商也是無法避免了。”

銀行在銅質押融資上態度謹慎的背后，則是由于信貸緊縮，企業大舉利用銅進行低成本貿易融資，而部分企業在質押過程中出現倉單信息失真、私自出倉乃至重復質押等違規行為，使銀行發放的質押貸款面臨的違約風險顯著放大。

險象環生

“騙貸的案子沒有實際發生，但有些企業確實在今年年初出現了疑似騙貸的行為，所幸被當事銀行及時發現，沒有造成損失，但肯定對銀行在一定程度上收緊相關業務，形成了直接的觸動。”一位上海外高橋保稅區的知情人士表示，“例如去年年底，就有一家貿易公司在倉單上大做文章，險些釀成騙貸案。”

去年底，這家位于上海的一家國有背景有色金屬貿易公司（注：應采訪對象要求，隱去了公司具體名稱，下文簡稱“貿易公司”）所購進的一批銅材運抵上海外高橋港，按照這批銅材的品類、數量，完全具備前往上海商品期貨交易所開具標準化倉單的條件。但貿易公司卻選擇將這批貨物通過一家倉儲公司，存入與其有業務聯系的一家冶煉企業的倉庫中，并由倉儲公司為其開具非標準化倉單。

同時，貿易公司、倉儲公司與冶煉企業達成協議，冶煉企業按照生產需求從倉庫中提取銅材進行加工，而貿易公司則應購入相應數量的銅材以補充倉單項下的質押物。貿易商也在此后拿著倉單前往一家國有銀行上海分行辦理非標準倉單質押貸款。

今年1月上旬，冶煉企業將兩成已被質押的銅材出庫運走，而按照此前三方達成的滾動質押倉儲協議，貿易公司應該在兩周內補足質押品數量。

可直到2月初，冶煉企業運走第二批銅材時，貿易公司應當補充入庫的銅材依然沒有出現。耐人尋味的是，肩負保管職責的倉儲公司不僅未向貿易公司提出任何異議，甚至連這兩批銅材出庫的事情都未向發放質押貸款的銀行告知。

“質押物如果是銷售出去，分批出庫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倉儲公司應該是得到銀行許可后才準予貨物運出。可這次卻是銀行2月初到倉庫區查驗別的抵押品時，才發現這批被質押的銅材竟已被運走快一半了。”一位倉庫區管理人員稱。

面對銀行方面的質疑，倉儲公司方面的解釋是，“原本用的就是冶煉企業的倉庫，冶煉企業原有的庫存銅材和這批用于質押的銅材沒有做嚴格區分，因此出庫時發生了疏漏，管理人員以為企業運的是原有的庫存。”

貿易公司對未能及時補充質押品的解釋同樣令銀行方面“半信半疑”，“他們說本來在一月中旬就該把貨運進來，但因為船期耽誤了，所以那批新購的銅材才剛剛到岸。”

而一位銅貿商表示：“船期延誤是可能的，但是按這家貿易公司描述的情況，如一月中旬入庫，至少12月底就應該到岸了，這樣算來船期至少誤了40天，實在少見。”

而就在銀行方面準備要求貿易公司和倉儲企業承擔違約責任之時，“因生產需要”而運走質押銅材的冶煉企業突然“仗義地”表示，可以用該企業在別處購入的銅材先替貿易公司補足質押品的缺額。

經過一番考量，放貸銀行也最終接受了這一解決方案，但同時提出要求，即補足之后的質押銅不能采取滾動質押的方式，并且要從屬于冶煉企業的倉庫轉移至倉儲公司的獨立倉庫，以免再次出現“出庫錯誤放行”的情況。

在四方達成解決方案的第二天，冶煉企業即將全部質押物缺額補足，并由倉儲企業運往港區內其他倉庫。

雖然事情得以解決，冶煉企業的“雪中送炭”卻還是讓銀行起了疑心。“這批銅1000多噸，拉走40%也就是至少400噸，就按1月15日以來的最低價每噸51000元算，價格也在2000多萬元。銀行當然會擔心，如果這批銅是冶煉企業和貿易公司串通好，拉走后根本沒有用掉，而是用別的名義再到銀行質押貸款，那么就真成了重復質押。銀行千萬元的貸款可能就成了無質押物的單純信用貸款。”前述知情人士稱。

他亦透露，這家貿易公司和冶煉企業間“本來就有聯系”，冶煉企業下屬的一家投資公司亦是這家貿易公司的股東之一。“上海港區有不少冶煉礦業企業自己開設進出口貿易公司，銀行擔心貿易商、冶煉企業和倉儲公司串通，當然不是杞人憂天。”

非標準化倉單

上述貿易商利用質押物滾動質押打出“空倉時間差”，實現質押品“一物多用”，其關鍵就是倉儲公司為其開具的非標準化倉單。

前述知情人士表示，其實使用標準化倉單，在銀行辦理相關質押貸款更為方便快捷，但由于標準化倉單的倉儲物需要在期交所注冊登記，并存放于指定的倉庫，“手續費和保管費會高一些，一些貿易公司為節約成本，就會選擇小倉儲公司倉庫”。

這個時候就可能會出現兩個問題，一是非標準化倉單高估質押物且容易隱瞞實際質押物信息；二是用于質押的銅材可能在銀行不知情的情況下出庫，導致質押物實際價值縮水。

而貿易商選擇非標準化倉單另一個心照不宣的理由則是，非標準化倉單“可注水的空間”更大一些。一位天津有色金屬貿易公司的負責人就表示，一些倉儲公司為了承攬生意，往往愿意在開具非標準化倉單時，按照貿易商的要求，人為在數量、品類等指標上注水，幫助貿易商抬高質押物的價值。

“目前銀行方面對于大宗商品的估價能力還是相對有限的，尤其是面對非標準化倉單，往往需要倉儲企業協助其進行評估。這也使得小倉儲公司出倉單時為貿易商‘抬轎子’幾乎成了潛規則。而一旦銀行發現問題，倉儲公司又可以說是管理人員操作失誤，無心之失，重新開單把責任推掉。”上述負責人續稱。

一位長期從事有色金屬商品融資的浙江銅貿商表示，今年1月以來，滬上部分從事銅質押融資業務的銀行，已發現多宗中小倉儲企業在質押物保全中履職不到位、管理混亂，以致于出現倉儲物與倉單失去關聯的狀況。

針對上述打出“空倉時間差”貿易商行為，這位浙江銅貿易商稱，就算是將200噸銅在銀行不知情的情況下拿出去一個月進行短期擔保，所能套得的資金也相當可觀，然后把拿到的款子去放貸，獲得的收益也有幾十萬。

為防范部分貿易公司借助這些倉儲管理漏洞或與倉儲企業串謀，重復質押騙貸，一些銀行也實行了實質上的“白名單”制度，對部分中小倉儲公司開具的倉單暫停質押。這或許是市場出現“銅質押融資被叫停”傳聞的原因。

萬榮也表示，今后銀行對銅質押相關單據審核確實會更嚴格，“一些小倉儲公司開出的倉單可能無法再辦理質押貸款”。

此外，銀監會去年下半年對鋼貿融資項目的風險提示以及近期發生的鋼貿老板跑路事件，也成為上述傳聞產生的外部誘因。一位農行上海分行人士證實，近期上海各家銀行確實對黑色金屬的質押融資加強了限制。

金屬金融化

銅質押融資風險逐步浮出水面的背后，則是銅工業資產正在大規模的變為金融資產。

“這種現象應該從去年年初興起的‘銅貿信用證融資’算起。”一位銅業資深人士介紹稱，所謂“銅貿信用證融資”就是相關企業在與國外供貨商簽訂現貨銅進口合同后，再利用相關合同單據向銀行開立信用證，由銀行現行墊付貨款。

“銀行的信用證承兌期為90天或180天或者更長，而企業收到現貨銅并轉手賣出往往只需不到60天。于是企業可以將貨款無償使用一個月或四個月后再兌付給銀行，這就相當于企業進行了一次低成本短期貸款。而如果進貨企業單純是出于信用證融資目的購入現貨銅，那么這樣的銅材就被市場劃入‘融資銅’范疇。”上述人士稱。

彼時，由于貨幣信貸政策顯著趨緊，對于部分資金鏈高度緊張的企業而言，操作程序簡單、成本相對低廉且變現相對容易的“銅貿信用證融資”便成為珍貴的救命稻草。而部分并不缺乏資金的企業，也看準水漲船高的民間借貸回報率，同樣投身于“融資銅”貿易中，套取現金再對外放貸。

于是，囤積于上海等地保稅倉庫中的“融資銅”數量也在直線上升。中金公司在2011年第二季度出具的一份報告指出，2011年一季度存放于上海等口岸的“融資銅”總量45萬噸。而同期上海及南方各港口銅礦石及銅材的庫存總量只有70萬噸。

“為什么會有這么高的庫存，因為進口量已經顯著超出了銅礦石的正常消費量。換句話說，那時堆在倉庫里的銅，都不是工業資產，而是金融資產。”一位業內人士稱。

不過2011年3月30日，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出的一則名為《關于進一步加強外匯業務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卻宣告了“融資銅”貿易第一輪盛況的終結。

“通知對銀行開信用證加強了限制，企業開出信用證的難度大增，加上當時國內滬銅與倫銅的價差也進一步拉開，原來用銅融資是小虧，后來虧的幅度大了，大家也就不怎么玩了。”萬榮回憶稱。

然而經過短暫的沉寂，從2011年第三季度末開始，以信用證融資為代表的“融資銅”貿易又再度活躍起來。據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11年9月精煉銅進口量達275499噸，創下16個月以來的新高，較2010年同期增長13.9%。而其中有相當大比例正是融資銅。

而支撐這種復興的則是中小企業日益惡化的融資環境和銀行在信用證問題上的態度松動。

“比如說去年10月份，國內現貨銅的售價比進口銅的成本價每噸低了1500到2000元，進口就是虧，但我們很多人還是做這個生意。因為如果把這部分虧掉的錢當作融資成本，那么用銅開信用證融資的成本也只有7%到10%。”萬榮表示，“同期企業從銀行或者民間信貸拿錢，沒有15%的融資成本根本下不來，動力自然大得很。”

也正是在這一輪“融資銅”熱潮中，銅質押融資及銅期貨抵押融資等新的涉銅融資工具開始被貿易商越來越多地使用。“有監管機構卡住信用證的教訓，大家也傾向于融資銅品種多樣化。”萬榮笑言。

而恰恰是“融資銅”變種模式的多樣化，使得這一“有色金屬金融化”市場所承載的整體信用風險越來越大。

風險展期

“監管機構對‘融資銅’最擔憂之處在于，這些因銅而生的資金流向無法確定。”前述工總行內部人士表示，“一旦這些資金進入房地產和民間信貸領域，即相當于直接沖擊了貨幣信貸政策調控的效果。這也是監管機構為何始終對融資銅保持警覺的原因。”

江蘇一家有色金屬冶煉企業負責人證實，在2011年第三季度精煉銅的現貨和期貨市場就出現了一些房地產企業的身影，“他們買銅的目的也是為了籌錢”。

除去政策層面的擔憂，“融資銅”大面積違約對銀行資產安全構成的現實威脅，同樣為監管層和銀行風控部門所忌憚。“且不說圍繞融資銅現在出現的信用證或質押貸款騙貸，就算抵押品或者質押物貨真價實，銀行同樣會面臨巨大風險，因為銀行無法承受銅價劇烈波動所帶來的現實損失。”一位中國銀行商品融資業務人士表示。

根據上海期交所二月第三周數據顯示，國內銅顯性庫存已達217142噸，創下2002年以來的高點。而一些未進入交易所系統的隱性銅庫存總量更可能在2010年的基礎上有進一步的增加。而今年以來，銅冶煉企業開工率則已低至30%左右。

在此背景下，國內現貨銅價格走低的壓力將長期持續。一旦融資銅出現違約，銀行賴以獲得補償的則是一種明顯供過于求的商品品種，要以理想價格將其套現以彌補貸款損失，本身并非易事。

“更重要的是，銀行和我們不同，萬一價格不好，我們可以等，等價格補回去再出手，可銀行的錢不能套在銅上，無論價格多差，也必須盡快出手。”萬榮表示。

不過前述中行人士也坦言，只要信貸政策持續收緊，中小企業融資瓶頸無法解決，“融資銅”及其牽涉的貸款規模只會繼續增加，而相應的違約風險也可能被進一步掩蓋。“只要市場上不斷有人進來抬轎子，那么購進融資銅的企業就可以不斷將存貨轉手，新的購銅者又會拿到銀行去抵押質押，違約風險就會在事實上展期。”

可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在當局已明顯下調中國經濟增速預期，國內銅需求可能持續萎縮的情況下，數十萬噸融資銅以內部消化的形式處理顯然并不現實，那么這些銅材必須另外尋找出路。

“國內正常消費估計是賣不動了，更大可能是轉入戰略儲備。”萬榮等貿易商認為，“融資銅”之所以能夠繞過嚴格的信貸壁壘，依靠的正是國家近年來對于資源型原材料進口的政策支持，“國家本意就是鼓勵民間力量去海外找資源，避免政府背景的限制，如今融資銅起碼是達到這樣的戰略目的，國家最后收過去也不是不可能。”

但前述江蘇冶煉企業的負責人卻沒有這么樂觀，“如果融資銅沒有造成信貸風險，那最后處理的方法也是轉口交易，從進口轉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