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198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發表題為“后危機時代的改革與開放”的主題演講。李稻葵分析了我國當前面臨的復雜的國內形勢和國際形勢，認為當前國內社會矛盾激化，國際經濟形勢也出現了新變化，所以中國仍然需要進行新的一輪改革開放。一方面利用基層民眾的力量推進國內改革；另一方面，實施走出去戰略，積極參與國際游戲規則的制定。而這要求學術界在新改革、新開放的形勢和要求下做好學術研究。

我國當前社會矛盾突出

李稻葵認為，我國同時面臨兩方面的挑戰。

首先是國內因素，我國存在著復雜的、多元化的社會矛盾。我國現在已經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人均GDP達到了4000美元。在這個階段，社會矛盾主要包括住房、腐敗、收入分配、教育公平等問題。李稻葵認為，有三個原因導致我國的社會矛盾非常突出。

第一個原因是我國的高等教育水平在迅速提高。從上個世紀末開始，大學生的毛入學率迅速上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國大學生的毛入學率是2%，而現在大約達到25%。這相當于發達國家30年前高等教育的入學率，而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經過了兩三百年的發展才達到這樣的水平。

高等教育的迅速普及，帶來了社會意識的多元化。年輕人的想法很多，也會通過各種方式去表達。這也帶來了意見表達的多元化和意見表達渠道的相對暢通，同時這也會使社會爭議加大，導致當前社會幾乎任何事情都存在爭議的局面。

第二個原因是我國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在過去十年中，我國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在加速。在這個過程中，凡是在全球勞動分工中相對短缺的要素回報率都在迅速提高，比如資本和技術；而相對過剩的要素，回報率基本上沒有提高，比如普通勞動力。

2008年前，我國藍領工人的工資都是穩定的，一直沒有提高。同時具有國際技能和外語能力的專業人士的工資會迅速提高。按照同樣的邏輯，在過去20多年間，我國的資本和技術是相對短缺的，所以資本和技術的回報率在不斷提高。這是市場競爭的結果，但是客觀上帶來了社會各階層之間矛盾的加劇。

第三個因素是互聯網的迅速普及。這并不是指互聯網產生以后，社會矛盾就加劇了，而是互聯網放大了社會情緒。它雖然使得觀點的交流加快，但是也使得很多觀點交流更加表面化了。

這有點像外匯市場上的交易。全世界十天的外匯市場的交易量，基本上相當于一年的國際貿易量。這個交易太頻繁了，反而使得外匯市場的價格，或者說匯率的市場價格更加容易波動。國際金融學理論講到，交易太頻繁，交易過多，反而會帶來效率低下。互聯網時代也有這個特點，它交流很快，表面上看效率很高，其實認認真真坐下來思考問題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少了。

李稻葵認為，這三種原因導致現在的社會矛盾更加多元化、更加激化、更加全面化。就一些重大的社會話題而言，它會迅速形成持久的輿論壓力。

比如住房問題始終是一個重大話題，也是個非常情緒化的問題。還有匯率問題，以前大家可能都不關心匯率，沒學過經濟學的人可能連匯率的定義、匯率升值和貶值的影響都不怎么了解。而在互聯網時代，大部分網民都可以變成匯率問題的專家。此外還有利率問題、中美關系問題、個人所得稅問題等，這些，都表明當前的社會矛盾在多元化，人們對這些問題的關注度在上升，同時這些社會矛盾也在激化。事實上，社會矛盾的激化也是下一輪改革的推動力。

國際形勢出現新變化

第二個挑戰是國際因素。經過了兩年半的金融危機，我國所面臨的國際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依靠吸引外資、依靠出口這條路已經走不通了。

李稻葵認為，就目前的經濟領域而言，全世界可以分為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中國三類。發達國家主要包括美國、英國、德國、希臘、西班牙、愛爾蘭等，這部分國家的基本利益還是相同的。發展中國家包括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新興市場國家，還包括大量經濟沒有起飛的國家，這部分國家的利益也是基本一致的，都是需要發達國家讓出更多的市場和技術，也希望國際金融、經濟體系更加穩定。

第三類國家就是中國。中國既具有發展中國家的很多特點，比如人均GDP水平低，同時也具有一些發達國家的特性，比如我國有巨大的生產能力，消耗了全球一半以上的鐵礦石，還有三萬億外匯儲備，可以把英國的股市全買下來，買下美國股市的五分之一。

中國在全球勞動分工中的地位非常特殊。中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表現非常突出，讓全球的經濟體開始真正反思，中國的崛起對世界意味著什么？西方人的戰略思維在改變，這當然會對中國的政策以及中國的國際環境帶來巨大影響。

李稻葵說，在2010年1月27、28號的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哈佛大學教授勞倫斯·薩默斯曾說，再過300年，后人回顧今天歷史的時候，他們很可能對今天的金融危機不屑一顧，但是他們一定會用重墨描寫另一個事實，就是在中國和印度有十幾億人口正在迅速實現現代化的夢想，這部分人實現現代化夢想的進程也一定會對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帶來沖擊。如何重新設計一套全球化的制度，讓夢想實現現代化的人的利益和已經實現現代化的人的利益相符合。

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看法也在發生變化。巴西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抬高了原材料價格。我國獲得了很多外匯之后，匯率也升值了，大量的外匯通過外貿、投資的形式也涌入巴西。那么巴西的匯率升值以后，給它的制造業帶來打擊。大量的中國溫州老板在里約熱內盧開著各種各樣的商店，全是中國產品，又便宜又好。20年前發生在俄羅斯的事情，今天又發生在巴西。巴西的政治家認為，中國制造的產品重創了巴西制造業，巴西淪為原材料生產地。

李稻葵表示，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確實帶來了全球范圍內的擔憂，所以中國在國際上的壓力非常大。中國外貿領域遇到的一系列摩擦和矛盾，都是中國過去依賴吸引投資和依賴出口帶來的，這個模式若再繼續下去一定會帶來更大的國際矛盾。

中國的利益是多元化的，不僅要讓沿海和內地的外來工人得到就業，也要讓我國產能能夠被充分利用，以及各種各樣的利益訴求，不能只考慮出口帶來的利益。

從基層推動改革

李稻葵分析了在當前新形勢下進行改革的必要性，認為這輪改革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指出從民生問題入手，利用基層的力量推動改革的漸進，并以房地產改革和個人所得稅改革為例進行說明。

李稻葵表示，總結我國30年來經濟發展的經驗，就是不斷地改革，抓住每個時期經濟、社會的主要矛盾，出臺一系列改革措施。面對國內的社會矛盾和國際的壓力，還要進行改革。改革就是大規模的制度變遷，改革不是革命，革命是把整個制度推倒，而改革是不改變現在的基本大格局的前提下，進行制度的改善，這是改革的本質。而本輪的改革呈現出三個新的特點：

第一是改革的方向和技術路線不明確。過去30年，改革的基本特點是決策者、改革者對改革的方向認識比較明確，而今天的改革是新形勢下的改革，形勢是非常復雜的，改革的技術細節還不明確。過去進行產權明晰化改革和國有企業的改制，在認識上大家基本上沒有爭議。當前的中國面臨的情況要復雜得多，比如房地產改革，有人認為引進市場機制、擴大供給就能解決房價高漲的問題，有人認為商品房價格不用管，只要做好保障房就行了。對于具體的改革路徑，爭議非常多，因為當今中國的市場經濟中情況非常復雜，我國的企業是現代化的企業，我國的市場規模是超大型的市場規模。

第二是改革機制不同。過去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今天的改革往往是社會上形成了輿論、不滿以后，形成了基層的壓力，這種壓力推動著技術官僚層次進行方案的選擇、論證甚至意見的征求，然后經過最高決策者的拍板，推動下去。

比如個人所得稅改革的機制，先是網民在互聯網上呼吁個人所得稅不合理、不公平，然后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煤體熱烈議論，最后上層部門進行論證，找出一些方案，最后在常務會上通過。

第三是民生推動型的改革。比如房地產改革，因為房價上漲太快，很多人認為不公平，年輕人覺得現在買不起以后會更買不起，這種抱怨是高度理性的一種情緒。房地產改革是勢在必行，而限購令也是一個過渡性的制度安排。

改革正是需要經過一系列過渡性的制度安排最后才能成功的。中國過去改革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以產權制度的過渡性的制度安排為例，鄉鎮企業曾經是半集體的或半民營的，處于模糊產權的階段，最后克服社會輿論壓力、經濟環境的壓力，逐步過渡到純粹的民營企業。

李稻葵表示，限購令可能會帶來誤傷，它也不可長期持續。很多地區房價高漲的程度遠遠低于北京，但是也實行限購令，而這部分的城市可能是第一批淡出限購的。北京、上海限購令的細節也會進一步地調整，盡量減少誤傷。

個人所得稅也需要改革。個人所得稅的實質是，政府用老百姓交的稅去改善民生、提供社會福利。北歐人民平均交50%的個人所得稅之后，就可以從幼兒園開始一直到養老都能享受政府提供的補貼和福利。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大概是32%左右，而且社會福利往往是給特殊人群的。

我國的老百姓交了稅收，但是看不到基本的社會福利。而且個人所得稅主要是工資稅，而資本增值不用交稅。所以出現的怪現象是，資本所得、資本增值的部分不用交稅，勞動所得反而交稅，況且灰色收入也可以逃稅漏稅。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改革不僅僅是起征點的問題，需要從制度上進行重新改革，進行系統的改革。

而系統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大幅度減輕稅率，不但考慮勞動收入、資本增值、分紅以及其他的綜合收入，也要考慮家庭的負擔和綜合報稅。這樣一來，不僅能帶來社會和諧，增加就業，也能增加個人所得稅的總增收額。

李稻葵認為，在社會福利沒有做好、民生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政府花很多的政治資本去征收那么一點點的個人所得稅是不值得。我國2010年全國財政收入達83080億元，而只有4837.17億元的個人所得稅收入。在目前，當務之急是提供好社會福利，解決好民生問題。

積極參與制定國際游戲規則

李稻葵表示，在新的國際形勢下，我國不能走回頭路，需要實施新的開放戰略。新的開放主要是實施走出去戰略，包括兩層意思：

第一層意思是資本要走出去，在全球范圍之內配置資源，在全球范圍之內謀劃我國面臨的資源、能源和糧食的難題。比如糧食問題，在保證糧食自給自足的大前提下，我國的資本完全可以和一些周邊的國家達成長期的協議、合作。當然走出去不僅需要資本，還需要有國際化管理的能力和國際化視野、胸懷。

第二層意思是形而上的走出去，就是思想、意識要走出去。改革的過程就是游戲規則改變的過程，現在的國際規則正在發生改變，國際金融關系需要制定新的全球化規則。在這全球規則發生變化的時代，不僅需要人才、生意走出去，還需要研究走出去，參與到這個過程中去。

比如國際上提出的全球經濟指導性原則，規定一個國家經常賬戶的順差或者逆差不能超過某個數值，來指導各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實際上，這個原則在很大多程度上是針對我國提出的。

李稻葵認為，新開放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參與到新國際規則的制定中去，在這些方面，我們的功課做得不足。我國經濟的國際化程度遠遠超過了學術的、理念的和教育的國際化程度。

目前為止，我國教育的國際化還主要停留在讓年輕人學好外語，學好國外的經濟學和科學技術。我國的教育在國際化上還沒有完全轉向，如何站在更高的層次上來評判現行的國際制度，教育年輕人學會辯論，學會去說服別人，這是我國高等教育亟須要做的。

李稻葵稱，如何能更好地參與國際社會的國際制度指定中的討論，關系到中國能不能真正成為一個在國際上能夠站得起來的大國。參與國際游戲規則的制定，在國際范圍內據理力爭，樹立中國的理念，這是我國下一步要下大力氣做的。

如果要讓國際社會承認中國名副其實的大國地位，一定有個必要條件，就是中國人的話有說服力，中國有一套獨特的管理方式、改革辦法和社會管理體制。在國家全面復興的過程中，總結經驗，營造一套嶄新的理念，把它上升為在國際上具有感召力的新的價值觀、新的理念和新的管理方式。

問與答

問：您是否認為社會利益階層的存在，使得改革的推動力不足？

答：不管是在任何時候進行的改革，都會有利益集團的反對。而改革的本質就是要克服利益集團的阻隔。今天改革的不同之處是，利益集團更加公開化了，而且阻力確實也上升了。因為它的利益更加根深蒂固了，以前可能還是政治思想上的，認識上的一些區別，現在是實際利益的阻力。

正是因為看到了這些矛盾，才更應該把民眾的力量有效地組織起來。因為絕大部分的百姓是進一步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改革應該由最高決策者和最基層群體聯合推動。因為處于中間位置的一部分人可能得不到改革的直接收益，可能阻礙改革。但是，改革不是革命，改革不是把利益集團消滅掉，而是能夠通過一些過渡性制度的安排，從而在這個利益上能夠逐步地凝聚大多數人，使得改革能夠不斷行進。

問：中西部和東部在社會福利方面有著非常大的差異，中西部無論是社會基礎和制度都存在很大的缺陷。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答：因為各地方福利不均勻，所以很難收稅。以后的個人所得稅，可能需要分散化、地區化。這一輪新的改革，應該多讓地方政府去試，多讓地方政府去創新，然后總結經驗，進行推廣。而不是從中央甚至于從法律層面，全國一刀切。最近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一個改革是從立法層面推出的，往往效果不太好。

問：現在的大學生在短期利益和長期潛心做學術之間，很難有決心定下心來做學問。可不可以從政策層面有一些更有益的嘗試？

答：既然進了大學，就要自己多琢磨。以我的經驗，至少清華的學生，父母給你們的建議往往是比較功利。每個人的個性都不相同，志向也不一樣，不要相互攀比。人的發展是多元化的。

問：在收入分配方面“十二五”規劃提出兩個同步和兩個提高。您覺得怎樣才能實現兩個同步和兩個提高？

答：“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兩個同步和兩個提高，很多人喜歡說這是一個愿景。因為該怎么去落實確實是一個大問題。我有兩個觀點：

第一，這個愿景與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大方向是一致的。在未來的五年到十年間，中國的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這個新的發展階段，勞動力逐步出現短缺，尤其是藍領工人。所以事實上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正在提高，藍領工人的工資增長速度，在過去的兩年明顯地超過GDP。這個趨勢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已經開始出現了，也不是一個新生的事物。

中國經過了20多年的快速發展，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充分。基本規律是，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勞動力是相對充足，而資本相對不足，因此資本的回報率高，勞動力回報率低；但是到了一定的時候，勞動力出現了相對不足，勞動力的回報就會逐步上升。英國、韓國和日本的發展都證明了這一點。所以要相信市場經濟，在這個問題上，市場機制和政府的愿景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在堅持市場經濟的基本方向的前提下進行減稅。包括減少個人所得稅、減少勞動用工稅、減少相關企業稅。通過減稅的方式，讓企業擴大就業，讓勞動者能夠增加可支配收入，給市場機制再助一把力，讓這個進程走得再快一點，讓經濟結構的調整能夠更順利一點。

來源：經濟參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