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駕馬車”小幅減速的格局導致中國一季度GDP增速放緩，與此同時國內14省份一季度GDP增幅同步放緩。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減緩，這其中既有短期內外部環境沖擊的影響，也有主動性宏觀調控的結果，更有中長期內中國內部經濟發展模式本身缺陷的瓶頸效應所致。

中國當前面臨的外部發展環境非常嚴峻，特別是進入3月份以來，一系列風險的出現為全球復蘇及中國經濟增長蒙上了一層陰影：日本核輻射蔓延、利比亞局勢升級、債務危機陰云籠罩、全球通脹壓力急劇上升以及各國貨幣政策再次分化等多重風險疊加使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外部壓力，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使中國的一部分外部經濟循環受阻，外部需求減少一定程度減緩了中國的增長速度。

但是，國內主動性的宏觀調控還是起很大的抑制作用。今年一季度以來，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作用于“三大需求”：貿易需求方面，今年一季度在我國積極推進“貿易平衡戰略”以及為緩解與世界主要貿易國之間的摩擦，主動加大從這些國家的進口力度的影響下，我國出現了六年以來的首次季度逆差。投資增長受到多方面的壓力，如房地產市場的調控、貨幣政策收緊、地方融資平臺治理等措施。房地產投資占了全部固定資產投資額的1/4到1/5，房地產創造的增加值占GDP約6%，與房地產相關聯的產業達到60個，這直接導致了投資增速的回落。消費需求由于房地產和汽車消費兩大主要推動力增長受阻，也將比去年有所下滑。

此外，貨幣政策的累積效應可能將對未來產生實質效果。去年以來，央行九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準備金率已升至20%的歷史新高，四次加息，全面收緊信貸，一季度從各項指標來看，央行緊縮貨幣政策基本達到預期效果。新增貸款一季度比去年同期少增3000多億，M1和M2增速也基本取得預定目標，這些因素都會對未來經濟增長起到減緩作用。

然而，從更深層面看，這種增長速度的放緩恐怕也不僅僅是主觀意愿的達成，更是一種經濟階段發展到某個臨界點的一種改變。2011年是中國經濟將是中國經濟由高速發展向常規發展的“新時期”，中國經歷了十年“超高速增長”，年均GDP同比增速達10.48%。“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期間，我國經濟增長年均計劃目標分別是8%、7%和7.5%，最終實際年均增速分別達8.6%、9.8%和11.2%，均較原先目標有一定超越，而這種高增長也讓中國承受了各種高風險的代價。

在這樣的“加快增長”目標框架下，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過度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的模式，已經嚴重威脅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的上限，它的上限就是資源供給約束、環境質量約束、生態容量約束、氣候變化約束。

高增長透支了發展紅利，隨著紅利的衰減，潛在增長率已經開始下行。潛在增長率是指一國（或地區）經濟所生產的最大產品和勞務總量的增長率，或者說一國（或地區）在各種資源得到最優和充分配置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大經濟增長率，而決定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供給要素正在發生改變。

30多年來中國長期持續的高增長主要得益于“要素紅利、市場化改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的巨大貢獻。然而隨著這三大紅利的逐步衰減，中國主要依靠低成本優勢的超高速增長逐漸回歸常態，“大進大出”式的循環發展模式也走到了盡頭，當勞動力、資金、土地、環保等不再廉價的時候，中國已經離“低成本、高增長”的時代漸行漸遠。

事實上，當前，出口動力的不足正是紅利衰減的印證，以低工資報酬、高能源消耗以及高額出口退稅補貼的方式越來越難以為繼，加上原材料的全線上升，以及人民幣匯率的快速升值壓力，中國出口部門面臨日益加大的競爭壓力。而在匯率爭端和貿易圍剿中，未來中國面臨的國際外部環境也將發生深刻的變化。從貿易順差走向看，中國將逐漸告別貿易持續、大幅度順差時代。

更重要的是，隨著中國國家財富的迅速增長，“中等收入陷阱”風險也在逼近。根據IMF的數據，2010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4382美元，這意味著，中國已經正式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臨界點。從中國的實際問題看，“中等收入陷阱”已經是近在眼前的迫切問題，顯示出越來越多的“陷阱”征兆——中國經濟增長的投資效率越來越低，能源消耗越來越大，福利缺失的問題愈發嚴重，兩極分化拉大導致社會中堅力量下沉。因此，在結構主動開始調整，而新的發展支撐尚未確立的現階段就出現了動力轉換的“空擋期”。

應該講，經濟增速的放緩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小國內通脹壓力，有利于房地產調控的進行，更能給貨幣政策減壓，但是這也意味著中國很可能步入了發展的“瓶頸期”，未來中國將進入全面的要素重估階段，中國能否通過動力結構、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結構等增長格局的調整和結構轉換，有效化解成本壓力，順利度過轉型的“陣痛期”，需要更多的“體制攻堅”和“深水區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