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14日在發布季度金融統計數據時，首度公布社會融資規模：今年一季度社會融資規模增加4.19萬億元，同比少增3225億元，其中人民幣貸款占比較去年同期下降。央行調統司司長盛松成在同日召開的新聞通氣會上稱，當前使用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調控的中間變量，有利于有效地控制物價。

13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指出，“綜合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率、利率等多種價格和數量工具，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將社會融資規模控制在合理范圍之內。”

何謂“合理”？盛松成給出了答案。他指出，今年以來，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的增加量是合適的，央行一季度的宏觀調控基本達到了由寬松到穩健轉變的目的，同時為了確保GDP增速和穩定物價，社會融資規模并沒有下降得過猛。如果按照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今年的社會融資規模在14萬億元左右。

社會融資規模是全面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以及金融對實體經濟資金支持的總量指標，包含人民幣貸款、委托貸款、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等多方面內容。

分類來看，一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2.24萬億元，同比少增3524億元；外幣貸款折合人民幣增加1474億元，同比少增457億元；委托貸款增加3204億元，同比多增1684億元；信托貸款增加91億元，同比少增2047億元；銀行承兌匯票增加7611億元，同比少增1471億元；企業債券凈融資4551億元，同比多增1874億元；非金融企業股票融資1558億元，同比多增309億元。

從結構來看，今年一季度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最大，達到53.5%，但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4.1個百分點。同時，企業債券的發展最快，占融資規模比重為10.9%，同比高4.9個百分點。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則占比3.7%，同比高1個百分點。

盛松成表示，通過分析近10年的數據來看，社會融資規模同物價、GDP、投資等主要經濟指標的相關性，要好于人民幣貸款與這些指標的相關性。尤其是對于物價，社會融資總量與CPI的關聯度為0.65，而人民幣貸款與CPI的關聯度僅為0.54。因此，用社會融資規模代替人民幣貸款作為貨幣調控的中間變量，有其合理性。

中金公司則認為，社會融資總量作為一個領先指標，有助于市場判斷經濟增長和物價走勢。但是即使在使用社會融資總量的指標后，銀行信貸仍然是央行調控的主要標的。信貸可通過貨幣乘數創造貨幣，影響總體流動性，而直接融資不創造貨幣，且目前銀行信貸占社會融資總量的比重更大。同時央行對于信貸供給除了利率調整外，還有包含窗口指導在內的一系列調控手段；而對直接融資的調控手段則有限。

中金公司同時預測，貨幣政策對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的一個共同影響渠道是利率的變動。重視社會融資總量，意味著利率在貨幣政策調控中的作用將增加，未來需要更多關注央行流動性管理對市場利率的影響。